被新华社誉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汪国真为何被诗歌圈远离

　　在中国新诗不算长的历史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个诗人在大众间很受欢迎，但在诗歌界却评价不高，比如徐志摩、席慕蓉，比如仓央嘉措。但他们都比不上汪国真。

　　凡是读过书的人，即便没听过汪国真这个名字，也多半读过他的诗歌；即便没读过他的诗，也一定会在某个朋友的座右铭、作文题记，尤其是QQ空间签名状态里看到过汪国真那被作为名言警句的诗句，比如“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但在各种流派林立、从来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的诗歌界，对待汪国真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看不上，远离他。这种看不上和远离，不是针对他的人品，而主要是从诗歌作品出发，以至于常常可以听到“伪诗人”、“警句集成”、“心灵鸡汤”这样的评价。

　　汪国真本人和他的诗歌所受到的极端两极化待遇，不仅在现当代中国诗坛，即便放到整个中国汉语新诗史，甚至加上外国的，都可以说是个异数。他在文化现象的意义，可能远远大于他的诗歌本身，但至今还不太看到严肃而认真加以讨论的。

　　4月26日凌晨，汪国真因肝癌离世，去了他所说的“远方”。他的离开，或许提醒我们是时候要重新审视他背后的文化现象了，而不应只是停留在类似于“他是真诗人还是伪诗人”、“他的诗是伟作还是鸡汤”这样的讨论上。事实上，可能我们连后面那种讨论都没有真正展开过。

　　“在坚忍中积蓄力量”

　　和舒婷、顾城一样，汪国真是“80一代”诗人，他1956年出生在北京。那一代人在青年时代经历“文革”，多数都没有上过高中，有当工人或下乡劳动的体验，体会过让人窒息的中国，也多有在“四人帮”倒台后迎来命运的转折。

　　汪国真家境不错，父母是干部。他在六七岁时开始背古诗词，过了两三年，又从大院人那里借到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时代标准读物。

　　青少年的汪国真，立志想要做一名科学家，因为父母考虑到当时政治运动多，学文科的人容易吃亏。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仪器仪表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照相机厂，做一名铣工。本来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因为家庭出身达不到标准而失去资格。

　　本以为这辈子与大学无缘，混个顶级技术工人了事的汪国真，在“四人帮”倒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时，立马意识到机会降临了。1978年，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后，汪国真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

　　进入大学，汪国真开始接触诗歌，并开始创作实践。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是属于诗歌和诗人的。那时候，几乎每个中国大学都有诗歌社团和诗歌刊物，几乎每个大学的每个系都有文学社团，诗人像现在的明星一样被宠着，诗歌朗诵会的现场堪比现在的演唱会。

　　汪国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诗歌写作的，他在大一就在中文系系刊发表了作品，但他后来觉得这些作品“很不上路”。显然，那时的诗歌创作只不过是受风气浸染，他还没有成为一个诗人和认真写作的自觉。

　　1979年4月13日，对汪国真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从同学那里得知《中国青年报》发了他的诗，是机缘下校方提供给报社记者的，汪国真并不知道。但正是这个偶然的事件，激发了汪国真创作，尤其是投稿的热情。他开始到处抄各种刊物的通信地址，将作品四处投递，他估计发表率能有十分之一。

　　1982年大学毕业，汪国真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了《中国艺术年鉴》的编辑，几年后转入创作部。虽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一直都有发表，但当时汪国真的诗歌屡遭严肃文学刊物拒绝。诗人、批评家唐晓渡曾经回忆，当时他在《诗刊》做编辑，常能看到一个叫做汪国真的年轻人拿着作品到编辑部“请教”，“但大家看过他的作品后，九个编辑里没有一个重视的。”

　　汪国真那时就听到过很多的嘲讽，说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诗写得太烂了”。再加上年近三十，深感一事无成，他的回应方式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就埋头写，“一年肯定不只创作365首”。他在诗里说，“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

　　尽管“坚忍”，但他还是要经历大量的拒绝和不被承认。直到1988年，那首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热爱生命》被《读者》杂志收为卷首语为止，他才开始渐渐有了读者，甚至有人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他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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