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程慕阳:曾与年轻女演员相恋 拥有武警军官证

　　靠“空手套白狼”起家

　　在成为富商之前，程慕阳身上最突出的标签是“程维高之子”。正是这个身份，助他在短时间内积累下巨额“灰色财富”。

　　1969年11月程慕阳刚出生时，程维高还是常州拖拉机厂厂长、党委书记。此后，他一路升迁，1984年起任南京市委书记、

　　江苏省委常委，1987年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程慕阳也跟着他来到河南，入读郑州工学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侯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90年，程维高调任河北省代省长，第二年，程慕阳从大学毕业，靠着父亲的关系进入南京某电视机厂驻京办事处从事销售工作，但很快就辞职下海。

　　1992年秋，程慕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时任中华儿女理事会秘书长、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石坚。他将石坚认作大哥，还在皇家丽人挂了个董事的虚名。“他文质彬彬的，长得还算清秀，还有人说他像张国荣。”石坚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印象中的程慕阳。据他回忆，程慕阳说话有些结巴，语速一快就容易卡壳。工作之余，程慕阳喜欢叫上朋友搓上几圈麻将，“玩得不太大”。

　　作为家里3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程慕阳一直受到父母的溺爱。《环球人物》记者在石家庄采访期间，几位退休干部都证实，程维高曾不止一次提到：“我就阳阳这么一个儿子，最大心愿就是他能事业有成。他成功了，我也就老有所养了。”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程维高决定在儿子的创业之路上帮他一把。

　　原石家庄建委工程处处长郭光允曾举报程维高，对程家父子进行过全面调查。正是通过他和石坚的回顾，《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到程慕阳第一桶金的来龙去脉——

　　1992年底，为感谢程维高在一个项目中的“大力协助”，港商韩凤瑞按他的要求，将程慕阳招至自己名下的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当副经理。当时，正赶上电视剧《过把瘾》拍摄，程慕阳凭着父亲的影响从河北8家国企拉到赞助，从中抽出部分资金为自己弄了个“制片人”的头衔， 50万元的“广告回扣”则全部收入自己囊中。1993年初，韩凤瑞将广告公司送给程慕阳等两人，程因此得到价值45万元的股份。

　　“当年，程慕阳曾与《过把瘾》剧中一位年轻女演员相恋，常带着她和我一起吃饭，但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石坚说，那次失恋对程慕阳打击很大，加上程维高当时已是河北省委书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程慕阳托他父亲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手头逐渐宽裕起来，行事做派也与之前判若两人。“开豪车、送名酒、出入各种高档娱乐场所，一晚上打麻将输赢能有十多万……”

　　“钱收得多了，再有人出10万20万想托程慕阳办事，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连见都不见。”采访中，石坚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到这样一个细节：“程慕阳喜欢收现金，不愿意走账。后来钱越收越多，他干脆用编织袋装着放在车的后备箱里。”石坚一边比划一边说，“10万块钱才这么多,一个编织袋，那得多少钱？有一次他心情好，收了现金就往司机身上甩了3万块。”据石坚回忆，程慕阳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武警军官证，他的“座驾”挂的也是武 警牌照。1993年，程慕阳加入香港籍 。

　　程慕阳直接从父亲手上拿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保龙仓。1997年初，石家庄保龙仓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超市。为解决资金问题，保龙仓老板杨某联系上程维高，并在他的授意下与程慕阳展开合作——程慕阳通过父亲的帮助批项目、拉贷款，并以自己的3家公司折价入干股，占保龙仓总资产的50%。据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几名退休干部介绍，1999年左右，河北群众对程家在保龙仓入干股的事情反映很大，程慕阳以“怕影响父亲”为由要求退股，从保龙仓公司拿走近500万元。

　　按照石坚的说法，1994年至1996年是程慕阳“捞钱”最疯狂的时期。“拉广告”便是其“空手套白狼”的重要手段之一。郭光允也告诉记者，程慕阳及家人利用程维高的身份、影响，在河北共向700多家企业收取“广告费”2900多万元，而这些广告费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用于为企业做宣传，大部分都被他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有人曾统计，程慕阳背靠父亲这棵“大树”，在没有投入过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不到10年时间，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人民币。

　　“包工头少爷”的敛财经

　　有了数千万进项，程慕阳并不满足，他又靠着承包工程赚取更大的利润。

　　曾有媒体报道称，程家与南京二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河北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有人认为，南京二建是在程维高主政河北后才与其‘攀上关系’的，也有说法是早在程任南京市委书记时即有往来。”而在郭光允的描述中，南京二建是程家“资本膨胀”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从1993年到1996年，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建筑市场几乎所有特大项目，都被南京二建悉数摘入囊中，程维高因此得了个外号，“河北省最大包工头 ”。作为 “包工头少爷”，程慕阳自然也捞到不少好处 ：在保龙仓超市等项 目建设过程中 ，南京二建曾为其“慷慨”垫资3000多万元，直至2000年程慕阳出逃海外，仍有1000多万元没有归还。

　　1995年，程慕阳和保定民营企业八达集团以外资的名义，与石家庄新华区政府市场管委会成立了鑫麟房地产有限公司，急需5000万元投资款。“按规定，财政周转不应给民营企业，但因为程维高批了，财政厅也只能照做。”老检察长侯磊此后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省财政厅让保定市财政局办了借款手续，分两笔从省财政资金中拨给八达集团3700万元，后者很快钱全部打到程慕阳的香港账户上。在和《环球人物》记者谈及此事时，侯磊一语点破其中关键：“政府财政周转金只能用于政府间的周转，公不能带私。一个省委书记，凭借职权将政府的周转金给自己的孩子，这笔钱定成贪污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借助父亲的名望捞取好处之余，程慕阳又开始考虑借助石坚的广告公司敛财。1993年，南京一家企业想在北京某电视台投放广告，程慕阳瞒着石坚与该企业定下一份价值600万的广告播放合约，却将合同上的款项接受账户改成自己的私人账户。直到合同承诺落空，该企业找上门来，石坚才知道自己这位“董事”的所作所为。他当即找到程慕阳，可程满不在乎：“放心吧大哥，这件事你就别管了。”一个月后，该企业再次找到石坚，质问为何不履行合同，并准备一纸诉状将石坚告上法庭。虽然程慕阳最终通过私人途径化解了麻烦，但自此以后，石坚渐渐对他敬而远之。

　　1994年1月，《中国发展》杂志社在香港成立，石坚任社长兼总编辑。杂志社成立前，程慕阳多次找到石坚，提出赞助80万元“弄个挂名副社长当当”。石坚说，他犹豫多时，还是在杂志正式出刊前划掉了程慕阳的名字，并将80万元原封不动地退回。“程慕阳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我俩这算是正式结下了梁子。”

　　1996年2月，有人在一次宴会上提起程慕阳，石坚借着酒劲说：“这人不咋样！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要是出了事，可能就毁在他儿子的手里。”没想到，这句话传到程维高的耳朵里 ，两个月后，石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在（监狱）里边，虽然消息不灵通，可也知道程慕阳跑了。”2000年8月，程维高秘书李真受贿、贪污案发，很快，程慕阳在父亲的安排下，经香港逃往加拿大。

　　程慕阳在加拿大的隐匿生活一度十分惬意，但法律之手并未放过他——兜兜转转15年后，他终究没能逃脱被通缉的命运。

　　遣返面临两大风险点

　　程慕阳是否能被顺利遣返？此案未来走向如何？5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

　　《环球人物》：程慕阳最终可能以何种形式被缉拿归案？

　　彭新林：针对外逃涉案人员一般有4种追逃方式，分别是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截至2014年11月，我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鉴于我国与加拿大至今没有缔结引渡条约，此次应该会重点考虑采用遣返方式。

　　《环球人物》：根据现有情况，程慕阳最终能否顺利遣返？

　　彭新林：我觉得，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风险点：其一，程慕阳已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一旦加拿大主管机关认定他没有违反移民法，加方可能拒绝对其进行遣返；其二，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程的犯罪所得已远远超过最高起刑点。但加拿大已废除死刑，一旦在风险评估中认定程在遣返回国后可能被判处死刑，加方可能拒绝遣返。

　　《环球人物》：这些风险点该如何应对？

　　彭新林：首先，我国相关主管机关应尽可能向加方提供程慕阳真实身份方面的材料，以证明他的确在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时存在违法行为或提供了虚假材料。至于死刑犯不遣返的问题，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不判处死刑的量 刑承诺 ，比如降格处理， 判处无期徒刑。有人认为，这种量刑承诺会对国内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产生变相激励作用，觉得“捞了就跑，跑了就了”。但我觉得，这是通过国际合作途径缉捕境外在逃犯的必要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合理代价。从个人角度看，做出量刑承诺总好过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从总体上看，这种做法维护了我国的司法主权，让犯罪嫌疑人知道，境外不等于法外。

　　《环球人物》：4年前从加拿大被遣返回国的赖昌星，遣返程序耗时6年之久。具体到程慕阳案，您觉得 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彭新林：在遣返准备阶段，遣返前风险评估、两国主管机关协商等都需要很长时间。即便遣返程序正式启动，只要当事人有财力、 精力反复申诉，依照加拿大运转缓慢的司法程序 ，通常会进入俗称的 “法律死循环”，所以时间周期会比较长，大概需要好几年。从这一点上说，目前的境外追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

　　《环球人物》：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成本是否也十分可观？

　　彭新林：根据公安部20 06年2月给出的数据，一般刑事案件追逃的人力、物力成本至少在1万元左右，稍大的则可能突破数百万元。 相比之下 ，境外追逃因涉及公务往返、证人出庭、调查取证等众多程序，成本更加可观。就我目前掌握的数据，追缉一名跑到东南亚邻国的贪官就要10万美元，追缉逃到欧美的贪官甚至需要几百万美元。

　　《环球人物》：为保证境外追逃顺利进行，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彭新林：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引渡法，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遣返、劝返等都急需法律依据。今年，我国会重点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另外，可在国家层面成立一只跨部门的境外追逃特别侦查队伍，增强快速反应和整体作战能力。只有各种制度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挤压犯罪嫌疑人在国外的生存空间，彻底切断他们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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