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西安事变遗嘱曝光 未手写签名

这是张学良的英文遗嘱三页文件中的第一页。在遗嘱中，张学良要按照比例分割财产、有价证券和现金并指定纽约两位律师执行遗嘱

　　张学良罕见的英语电影新闻纪录片胶片，至今仍能播放。在纪录片中，张学良痛斥日军侵略中国，纪录片还航拍了北京城。

　　法制晚报讯张学良的英文遗嘱、英语演讲胶片，赵一荻的亲笔信……昨天，张学良随从、飞行员、西安事变的亲历者海岚里昂的藏品再次现身嘉德春拍，张少帅的大批罕见私家藏品露面。

　　专家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张学良的遗嘱为首次亮相，对研究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生平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藏品数千件文件照片见证张家兴衰

　　前天，记者在嘉德拍卖行的预展现场看到这批“里昂所藏张学良私人物品”，这些物品连同1941年跟随里昂一起漂洋过海前往美国的四个大箱子一起回归。拍卖行将这些物品放在大厅内单独预展。

　　这些物品种类异常丰富，包括了中国航空公司照片、蒋介石照片、宋氏三姐妹照片、宋美龄亲笔英文信件、张学良家藏照片、机密文件以及淞沪会战照片、民国时期风景照片、里昂为斯诺修改的《西行漫记》西安事变章节修改稿等等。

　　其中数千件张学良家族照片、文件资料最引人关注。

　　记者在展出的照片和资料中可以找到皇姑屯事件事后调查照片、张学良在北京“抗日”纪录片、里昂在西安事变之夜的现场日记等。此外，张学良被关押在浙江奉化时候的现场照片、赵一荻给张学良的私密信件也在其中。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在浙江奉化，里昂成为张家的密使，也成为赵一荻及张学良幼子的保镖，一大批张学良私人物品被里昂保留，其中包括一张张学良1937年的英文遗嘱。

　　遗嘱为英文，共计3页，保存非常完好。遗嘱写着：本人张学良、于凤至、赵鸾翔（即赵一荻），愿意制定、发布并声明以下法律条文作为我的最后遗嘱，用以处理本人在美国的财产，包括纽约的有价证券和现金。本人愿意按照纽约州的法律，依照此文件中指定的内容处置以上财产。

　　遗嘱称将按照比例分配财产，并指定纽约两名律师作为遗嘱执行人，处理张学良在纽约银行的有价证券和现款。但是记者发现，遗嘱最终未手写签名。

　　拍卖行研究专家介绍，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于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途中，临时手书了遗嘱。此件当为1937年张学良被判刑羁押之后委托授权草拟的一份非常正式的遗嘱，只等最终签字。

　　“历史价值非常高，这是今年非常重要的发现。”张学良史学家、辽宁省张氏帅府博物馆研究室主任赵菊梅看到拍卖图录后，连用“非常重要”形容这些文件、照片。

　　赵菊梅介绍，这是目前首次发现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立下的遗嘱，在哥伦比亚大学张学良口述史中，张学良从未说过自己写遗嘱，遗嘱说明张学良被羁押后，可能做了“被处死”这样最坏的打算。因此，不管遗嘱有没有最终真正签字，都对研究张学良当时的心态变化有非常好的研究价值。

　　“日本无情地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摧毁了十几亿的财产，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兄弟姐妹……”除了张学良遗嘱之外，张学良的罕见英文“抗日”视频也同样受到市民关注。

　　在纪录片中，张学良一身戎装，用“东北口音英语”作演讲，仅30岁冒头的少帅留着胡子，演讲略显羞涩，时而停顿，甚至有些结巴。

　　里昂的注释写着，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学良为Fox新闻电影制作公司拍摄的“抗日”宣传纪录片，以对抗日本在国际上的侵华宣传。

　　纪录片中航拍了北京故宫紫禁城、颐和园、长城风景，张少帅训练军队，与夫人于凤至及全家出行的短片，在看儿子打网球的时候，张少帅露出难得的笑容。

　　赵菊梅考证，张学良在少年时曾经到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文，口语没有问题，可能面对镜头还有些紧张。

　　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硬的演讲？

　　赵菊梅表示，纪录片应该拍摄于1932年。史料证明，918事变后，张学良错判了形势，他以为只是日军挑衅，不会大规模侵略，总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丢了东北。

　　张学良退回关内后，态度自然转变，这为以后张学良想借西安事变打回东北提供了一些佐证资料。

　　此次的藏品都是美国人里昂所有的。他是一名飞行员、记者，为了追随一名女明星来到中国。1934年，张学良买回两架飞机，里昂成为机械师，后来成为张学良专机飞行员和随从。

　　1936年12月12日，里昂亲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里昂成为张学良与家庭、蒋介石之间的联络人，多次前往奉化。他也成为张学良家信赖的朋友。

　　同时，里昂还是一名摄影师，成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用镜头记录了淞沪会战。他还曾拍下大量蒋介石、宋氏三姐妹的照片。

　　2013年，他的藏品现身美国拍卖行分割拍卖，部分藏品被中国商人拍下并运回到中国。

　　本文摘自《革命》中的《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及《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年7月。

　　严格地说，不论蒋介石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

　　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

　　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

　　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

　　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

　　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

　　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是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讨伐派，主张大举进攻、武力解决，另一方面是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和平解决派，主张派人到西安与张、杨谈判。高桂滋公馆是蒋介石在西安的软禁之所，与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12月14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飞到西安，17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了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同杨虎城、张学良在这间小客厅谈了几个小时，周恩来说现在只有逼蒋抗日，再体面地释放他才是解决之道，南京方面蒋介石的大舅子与张、杨二人都颇有交情的宋之文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说自己愿意担任斡旋者角色；12月20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去见蒋介石，又过了两天宋美龄也飞抵西安，至此，当时中国政治精英几乎都聚在了西安城内，准备以谈判的形式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双方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谈判桌上二宋与张学良私交甚好，中共方面亦希望和平解决，只有杨虎城虽然原则上同意放蒋，但是依然保持着一贯强硬的态度。

　　杨中州：杨虎城说我们这八项主张都广播出去了，报纸上也登了，我们都提出来了，讨价还价是不行的，杨虎城那个话很重，讨价还价是不行的。

　　解说：二宋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几次谈判，而周恩来则以第三方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对于他们的谈判并不干涉，但是由于端纳听不懂中文，二宋也有意回避态度强硬的杨虎城，所以在谈判中开始用英文交流。

　　赵武元：他们几个人绝对不会叫翻译来参加，而且他们之间英文说的很流利的，但是杨虎城听不懂。

　　解说：在23日的谈判中，宋美龄向张学良提出希望能在25日送蒋介石回南京，也算是送给蒋介石的一份圣诞礼物，张学良表示赞同，但杨虎城听不懂英语，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谈到了“放蒋”的问题。在会谈中，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六项目主张，同时蒋介石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协议内容不能公开，一是自己不能签字，只能由二宋做担保，张学良和中共都表示同意，但是却遭到了杨虎城的坚决反对。

　　情景再现

　　副司令，这次抓住总裁绝不能放。

　　那也不能把委员长总是这么扣下去。

　　杨瀚：杨虎城所要坚持就是说必须有个写实，要不你是两个宋代表签个字，要不你在电台上公开讲一通，这也行，这就等于把它公开化了，结果张学良对这事全都不感兴趣，在那时候他就对这些事就不感兴趣了，只是尽快把蒋送走。

　　郭冠英（《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制作人）：我们不但不要把他毁坏他的声望，我们还要恢复他的声望，因此我们怎么能要他一定要他签字呢，只要我们大家君子诺言就够了，可是杨虎城就觉得这些谈判是你们在谈，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斗争经验很够，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万一将来那个反悔怎么办。

　　解说：杨虎城对张学良说如果在没有蒋介石签字，也没有对外发表谈判协议的情况下放掉蒋介石，难保他不会施加报复，恐怕到时两人都会人头不保。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虎城坚持要放蒋必须蒋介石签字保证，如果蒋介石不签字保证那么不能放他走，张学良主张放就放了，所以为这件事情双方曾经发生过很尖锐的冲突。

　　郭冠英：因此在12月24号晚上，他们吵得非常凶，两人吵得，张学良说如果我有手枪我可能就把杨虎城打死了，那么就说我们不是为了要停止内战才发动这次的事情吗，你这样做不是又惹起内战了吗，这跟我们当初的初衷不是一样吗，你如果这样怕你当初就不要参与这个事情。

　　杨瀚：杨虎城就告诫他如果这样随随便便把他放掉的话，我们将来我们都要掉脑袋的，张学良一听就勃然大怒，说你怕死我不怕死，就等于羞辱杨虎城，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简单的死不死的问题，所以就没法谈下去，俩人不欢而散。

　　解说：然而这对将天捅了一个窟窿的搭档，也许没有想到他们此生最后一次长谈就是在这样一场争吵中结束的，此时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在放蒋问题上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一致，认为和平放蒋是解决西安事变的唯一出路，在周恩来的调节下杨虎城终于同意了放蒋的主张，但他坚决反对无条件放蒋，至少要等中央军撤出潼关，对外公布蒋介石的承诺，才能再做放蒋打算，张学良眼见说服他无望，开始自己谋划起来。

　　杨瀚：张学良突然就给杨虎城打电话说你们赶紧来，有事情，杨虎城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以为昨天下午吵得不欢而散这时候是不是和好了或者再讨论其他具体问题就去了，去了以后蒋介石已经站在汽车边上了，张学良见面就是马上走，现在就走。

    凤凰卫视12月1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毛泽东电报张学良：紧急时将蒋介石诛之为上

　　解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首次刊出“对蒋兵谏”的字眼，并向全国通报了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而“兵谏”一词的来源则是张学良的部下高崇民的手笔。

　　杨瀚：因为历史上只有一次，马鬼坡，目的不是为了完全推翻改变现政权，但实际上这是一次政治诉求的军事政变，应该是这么理解，他不是为了这个像一般的那种政变是为了谋取政权，集团和个人利益。

　　解说：在张学良给中共发出的电报中称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被扣留，“望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回了一封电报给张学良，第一句是“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提出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然而，一天之后一个意外的消息却让张杨二人如坐针毡，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的投机”，苏联驻中国大使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将来也不会给予张、杨任何支持，南京方面把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印成传单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抛洒，西安城内人心惶惶，而全国各省也是一片讨伐之声，冯玉祥、盛世才、宋哲元等人在得知了苏联的立场之后，因为惧怕蒋介石报复多数持观望态度，阎锡山更是公开表示张、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政治上得不到任何支持，军事上何应钦也已调重兵准备进军西安平叛，杨虎城、张学良陷入危局。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是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讨伐派，主张大举进攻、武力解决，另一方面是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和平解决派，主张派人到西安与张、杨谈判。高桂滋公馆是蒋介石在西安的软禁之所，与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12月14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飞到西安，17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了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同杨虎城、张学良在这间小客厅谈了几个小时，周恩来说现在只有逼蒋抗日，再体面地释放他才是解决之道，南京方面蒋介石的大舅子与张、杨二人都颇有交情的宋之文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说自己愿意担任斡旋者角色；12月20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去见蒋介石，又过了两天宋美龄也飞抵西安，至此，当时中国政治精英几乎都聚在了西安城内，准备以谈判的形式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双方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谈判桌上二宋与张学良私交甚好，中共方面亦希望和平解决，只有杨虎城虽然原则上同意放蒋，但是依然保持着一贯强硬的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给宋美龄发了一封电报，向她解释扣押自己导师和引路人背后的动机。张表明，蒋介石会暂时留在西安，全面思考施政方针。他承诺，策划者既无意伤害也无意侮辱他。张写道：“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

　　宋美龄和随行人员于12月22日来到西安。她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与张、杨见面后如何搪塞、行动。她觉得丈夫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系于她的言行举止，发誓即便“主人”对她不客气也要保持镇定。飞机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时，她和同伴没有发现任何迎接他们的准备。为告知张、杨他们要着陆，他们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圈。在这紧张的几分钟内，宋美龄递给端纳（蒋介石的顾问，也曾是张学良的顾问）她的私人手枪，用极为严厉的口吻命令他：如果东北军、西北军对她动用暴力，就开枪打死她。

　　几分钟后，飞行员接到命令着陆。飞机舱门打开了，张学良费力地爬上来。他显得很疲惫，或许不仅如此——是自己感到尴尬和羞愧。他认识宋美龄好多年了——自1925年她刚刚27岁时，他就对这个美丽大胆的女人怀着深厚的感情。据宋美龄说，她很随意地请求，不要让他的卫兵搜查她的私人物品——一个主要用来强调她的身份的请求。“夫人请便，”张学良用近乎歉意的语气说，“我不检查就是了！”

　　一行人到了张学良府邸后，张问蒋夫人，是立刻去她丈夫被扣押的地方呢，还是稍事休息？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特别着急。她倒愿意在接下来的行程之前先喝点茶，不慌。宋美龄以自己的方式给会面营造了相对平静的气氛。

　　分裂张杨阵营

　　接下来的交谈中，宋警告张，他的行动会导致灾难。她甚至斥责他，断言中国人民会支持他的路线不过是自欺欺人，是错误的。“你已经把国家弄得风雨飘摇。现在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走出来。如果你事先问我，”她加了一句，“我就会告诉你，用武力你是不可能逼委员长就范的。”

　　“如果你在这儿，事情也不至于成这个样子了。”

　　少帅的回答让宋美龄吃了一惊。她没回应，但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满意。张懊悔地说，蒋拒绝与他和他的同僚们合作，强调他为了人民和国家已经竭尽所能。他请宋美龄尽力劝委员长消消怒火。他向宋抱怨，无论自己怎么跟蒋说话，蒋都让他噤声。“你不了解委员长，”宋解释说，“他只责骂他信任的人。你好多次都说过你视他如父，他相信你说的话。”张再次强调他对宋的敬仰。“人民视你为国家的灵魂。你当然能帮忙解决这混乱局面，好让委员长很快离开。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必须追随他。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向他解释我们的想法。”

　　宋美龄说张学良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基础：秩序和规矩。她继续恳求张学良尽一切可能保证释放她的丈夫。他回答说，必须先和同事们协商后才能采取行动。宋耐心地等着。眼看半夜了，她给少帅打电话，问有没有作出决定。他解释说，他没有任何新消息。他愿意释放领袖，但是同事们不愿意，并谴责他让自己在谈判中被动失利。

　　宋美龄逐渐感觉到自己已经成功地分裂了张、杨阵营。据宋说，张学良暗示，他情愿违背盟友杨虎城的意愿而采取行动。宋美龄声称，他计划以继续与南京高官谈判为借口送走她，同时，将蒋委员长伪装后偷偷送出西安，送到一个接近政府军的地方，然后送到洛阳。宋说，她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担心在建议提到的情况下，乘车长途劳顿会损害丈夫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这不是领袖到首都的恰当方式。从她的角度来看，张学良别无选择，只能说服同事，恭恭敬敬地释放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