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政耀家中珍藏着当年翻译用的打字机
在黄政耀家里,还珍藏着当年翻译时需要用到的“长虹牌”打字机。
“之前还有一架‘双鱼牌’打字机,年代更久远,是最早开始翻译时用的,后来送给一个朋友了。”黄政耀说,最早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兼职翻译是在1989年,那时有人拿着公证文书找上家门需要帮忙,就由他进行翻译,爱人吴素云则用打字机敲出翻译内容。
最早的兼职翻译更多是“被动的”,由于福清市公证处没有翻译人员,也没有翻译设备,所以就有很多人找到精通外语的黄政耀。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字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台式电脑成了更好的翻译打字工具,打字机则被黄政耀收藏起来。
到了现在,依旧在黄政耀家里可以找到一些当时翻译公证文书的材料。
在黄政耀的书柜里,外语类书籍和司法类书籍是最主要的两个部分。“我上大学就是法律专业的,后来当了司法局局长,肯定在法律专业上不能耽误,而要做好兼职翻译的工作,补充学习外语类书籍是非常必要的。”黄政耀说。
对于兼职翻译行为后来给他带来的“灾难”,他并不觉得后悔。“这个过程我帮了很多人忙,自己也得到学习成长,有报酬也都是劳动所得,不会因为后来的这些经历否定自己兼职翻译的行为。”
独家对话
“被关时,还开导里面的年轻人”
昨天,《法制晚报》记者在祥厝村独家对话了黄政耀。
《法制晚报》:你还记得自己被关了多少天吗?
黄政耀:记得。2002年6月份我被关,第二年7月23日取保候审,321天;2009年4月份,我又再次被逮捕,关了130天;第三次逮捕关押是去年5月29日,到无罪释放差10天满一年,355天。三次总共806天。
《法制晚报》:被关押期间,你的生活都是怎样度过的?心态如何?
黄政耀:我被关期间坚持读书看报,的确发现全国各地有不少冤假错案,但不少都在这一两年内得到平反昭雪,所以我特别有信心自己最终一定会被无罪释放。我心态也一直很好,有时还帮忙开导在里面的年轻人。
《法制晚报》:其间家人的生活受到什么影响?
黄政耀:我记得很清楚,出事前几天女儿正在办理入学手续,需要填家庭信息状况表,中间有一栏“父亲职业”。因为提前就得知我要从福清市司法局局长调任至福清法院任副院长,她问过我之后,在“父亲职业”一栏填下“福清法院副院长”。因为她在北大上学,北大法学院刑法学泰斗陈兴良教授也给过我们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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