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坐在一起,有共同目标和承担,为香港做基本法,希望做到最好。”香港圣公会荣休大主教邝广杰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讲述了当年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难忘往事。
成立于1985年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59人组成,代表宗教界的邝广杰是23名香港委员中的一员。回想起第一次与内地委员碰面,邝广杰说,内地委员都是有学识、有水平的专业人士,非等闲之辈,而且个个谦恭有礼,虚心聆听香港草委的想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当时基本法起草委员之间以及草委和香港各界之间的互动,邝广杰仍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当时草委是分成若干个专题小组开会的,与他同组的有刘皇发、觉光法师等人。
邝广杰参与了两个组别的会议,包括居民权利与义务组和文化教育宗教组,其中一个议题是界定什么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最后小组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让移民海外的港人也能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可见基本法对港人的宽松。
除了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当时香港草委还要到香港各区收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解答问题,而起草委员会特别重视聆听香港各界意见的环节。
“我们不觉得我们是最后有意见的人,我们是中间人,问了香港人再反映给中央。”邝广杰说,他们完全是为了服务港人,做好基本法。
访问进行期间,邝广杰将一本基本法放在手边。他笑言,是因为怕被记者抽问,以前基本法的内容全都在脑子里,但现在年纪大了,记不了那么多。
转眼过去20多年,年近八旬的邝广杰认为,自基本法1990年颁布以来,中央政府帮助基本法在港落实不遗余力。
“中央已经尽力避免,不去干预香港事务,给香港很大自由度。高度自治相当成功,这也是香港人多年来的一种愿望。”他说,作为基本法草委的这段独特经历,帮助他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也更深刻体会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宽容。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央政府一直给予香港大量支持,维持社会安定繁荣;就宗教而言,港人的信仰自由和权利也没有减少。
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回归祖国后港人生活方式不变,但港人往往把焦点放在“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之上,忽略了“一国”的重要性。
邝广杰说,大家很多时候讲“两制”、讲权利,少提义务、少提“一国”,但这不代表“一国”不存在。“基本法很宽松,香港自由度很高。因为自由度高就被人强调了‘两制’,不记得‘一国’,以为‘两制’可以凌驾于‘一国’。”
谈到现在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争论,邝广杰认为,争论是源于现今社会跟过去的处事方法不同。以起草委员会为例,大家来自不同界别,各有不同意见,但可以互相接纳,尽量配合各方利益,因为大家抱持同一目标,就是为香港好。反之,现在的人一开始就摆明界限,“你是黑的,我是白的”,难以正常地进行讨论。虽然当年起草委员在香港各区搜集意见时也会遇上有人示威,但示威者行为的激进程度跟现在的无法可比。
圣经中有一段话,劝人“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作为一位基督教会领袖,邝广杰对此深有感触。他慨叹,香港现在一些人欠缺聆听别人的耐性,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彼此尊重。现在不仅是说祖国的好话会被骂,而且是说什么都会被骂。
谈及现今香港一些年轻人热衷于激烈的街头运动,如“占中”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对此邝广杰指出,这关系到整体教育问题,中国历史科在香港不被列为中学必修科让人感到很可惜。
“我想社会上要加强归属感,加强人对人尊重,加强对人性的重视,这些都是要做的。”他表示,推行国民教育同样重要,在学校增加中国历史教育,有助年轻人知道自己是龙的传人,从而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
对于香港社会的未来发展,邝广杰表示,相信大家都希望向前走,希望看见前路。“我们大家都要尽力,为每个人,为我们的社会,为人类的幸福尽力。希望大家能互相容忍,互相合作,互相扶持,共同建设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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