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守护
因为过度操劳,李利娟的身体每况愈下。2011年冬天,李利娟被诊断出患早期淋巴癌。“住了7天院我就逃回家了,花那么多钱治病,还不如给孩子们创造条件。”李利娟说,自己回家当晚,一个人跑到山上哭了一宿,“早上起来我还是这群孩子的妈妈,我知道我的担子,我只能更加拼命地养家。”
照顾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在李利娟看来,是责任也是感恩。“我养了他们,我的命也是他们救回来的。”2001年的一天,刚取完钱的李利娟在银行门口被打劫,头部被橡皮棍砸伤缝了78针,伤势严重,失血过多,在休克后曾一度被医生放弃抢救。“当时收养的6个孩子,给医生磕头求继续救我,给我的家人下跪说不要放弃我,这些孩子在病床边守了整整三天后我才醒过来。”
李利娟的经历比常人传奇和丰富。在经历淋巴癌后,2013年,她还因治疗尾椎骨骨折时输错药差点成为植物人。多次死里逃生,李利娟说自己并不害怕死亡,“就怕孩子们没着落。”
拼了命养家的李利娟,在庞大的开支面前,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不算孩子们治病的费用,一个月开支也要5万多。”精打细算的李利娟摆鞋摊,又种了20多亩地,养了120多只羊、猪、鹅。“能不买的我们都自给自足,还好孩子们很懂事,都会帮着干农活,照顾弟弟妹妹。”
母子之间的隔阂
成为75个孩子妈妈的李利娟,却被亲生儿子拒见10年,这是李利娟内心无法愈合的伤痛。“我一生中感到最愧疚、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小文(化名)。”
2004年,在北京某部队当兵的儿子小文受伤,颈椎等多处骨折,需要手术,而当时患重度脑积水的养子豆豆(化名)面临第二次手术,经权衡,李利娟带着豆豆赶去上海救治。亲生儿子手术无人陪伴照顾,因此小文患上术后抑郁症,不愿与人交流,最严重的是拒见李利娟。之后,小文被送往陕西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当年秋天,小文被送往其外婆家照顾,但仍不愿与李利娟开口说话。虽然不愿与妈妈交谈,但小文在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时说道,“我妈妈也很辛苦,我很心疼她。”李利娟一边说着,一边擦拭眼泪。
母子俩不能正常沟通,成为李利娟最大的遗憾。事实上,她也正因为儿子才开始收养孤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百万富翁李利娟,在经历一场车祸后,曾是劳改犯的丈夫染上毒瘾败光大半家产,离婚后儿子由前夫抚养,自己净身出户。之后其前夫“毒性不改”,将儿子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人贩子,“我接到消息后,赶到车站在人贩子手上把他抢回来。”正是这场家庭变故,李利娟开始收养孤儿。
在收养七八个孩子后,李利娟将自己投资铁矿赚的百万家产用来养家。到2008年,因城市规划,李利娟的矿区被规划成道路,故被下令停产。家中30多个孩子一下断了经济来源,李利娟变卖豪宅、轿车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孩子治病。到2011年,李利娟开始入不敷出,“还好有好心人一直捐助。”因不断有孩子被收养,李利娟借遍亲戚朋友,至今已欠债200多万。
民政局回应
李利娟收养孤儿,也得到市县多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景文接受采访时说,民间孤儿收养是几十年的一个遗留问题。李利娟个人献爱心在收养孤儿,作为民政局必须全力帮助。但“民政局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支持”。
李景文介绍,除李新等还未来得及办完收养手续的6个孤儿外,其他的孩子都有了户口,让孩子们正常接受教育不受影响。因李利娟和孩子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4年前,武安市民政局给49个孩子都上了低保,每个孩子每月领到100到400元不等,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此外,民政局每个月都在提供大米和面粉等物资帮助“爱心村”。
李景文称,根据规定收养孩子必须在政府的福利院中进行。李利娟申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是一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机构,是不符合规定的。“如果能够尽快出台关于民建福利院的法规进行规范,会更便于操作。”李景文说。
因为政策上的限制,李利娟收养的75个孩子无法算作孤儿,不能再被他人领养,她因此婉拒了至少200人的收养意愿。也因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爱心村”的用地开始紧张。2013年冬,武安市政府已经给“爱心村”规划了50亩地,但因资金困难,李利娟拿地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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