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透了”的背后
当越来越多的山里人出现在张宗文的店铺前卖石头时,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2009年,张宗文还在西昌做观赏石的生意,门店冷清。有几次,地摊前不断来往的外地商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起眼的石头5块钱一斤,一天就卖光了,后来石头涨成了5块钱一块,选料的商人仍然每天都有。
“这石头不一般。”张宗文决定把资金投入到南红玛瑙时,价格又涨了:他花了不到5万块钱,买了11块石头。
“玉石生意就是这样,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张宗文回忆他收获的第一桶金,2012年,一名深圳老板通过朋友找到他,想买几块南红玛瑙,张宗文正带着老婆孩子在外地度假,让朋友领对方去选料,没多久朋友来电话,说卖了6块石头,问卖了多少钱,“朋友说,二哥,钱有点多,175万。”
张宗文立刻开车赶回西昌,“接过钱我都傻了,没想到石头能卖这么贵。”
有人肯出钱,自然有人愿意宣传。
在胡飞燕看来,南红玛瑙价格的飞涨,并不是空中楼阁。
“它是回归,不能说是疯涨。”胡飞燕是南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为什么你喝咖啡的时候要到星巴克,因为它的品质和魅力吸引你。一块鹅卵石卖你1万块钱,你买吗?”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南红文化专委会主任孙力民,更相信南红价格一路高涨是因为文化底蕴,他说南红流传了千百年。徐霞客曾在文字中记载,云南保山的南红每斤2钱,易碎的每斤1钱,“在明朝就已经有南红的交易了。”
孙力民说,清朝时南红玛瑙多是皇家贡品,或用于做官帽上的顶珠,因为少在民间流传,被看作稀世珍品。
“物以稀为贵”,孙力民说,1972年时,南红玛瑙的毛料每吨也能卖1500元,“当时一个正处级干部的工资才30块钱。”
在文化价值和资源稀缺之外,刘仲龙不否认南红价格上涨,与人为推广有着直接关系。
刘仲龙,凉山南红发现者之一,如今从事高端南红的设计,他出版了介绍南红玛瑙的书籍,并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他说,节目做完后,当时还没过完年,很多玉石商人就已经去凉山寻找矿点。
孙力民还记得四五年前,拿着石头苦苦哀求别人,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值几万块,没人信他的话。
“我一个人和十个人说很费力,如果同时和成百上千个人说呢?”孙力民参加过好多次电视台的节目,所有费用都是他自己承担,“他为了推动南红做了7部电视片,自己花了好几百万。”胡飞燕记得。
血色南红
每隔四五天,西昌商人祝康都要在两地间跑一个来回。
山顶遍布着数不清的玛瑙矿,矿井顶端是两米见方的开口,山里的彝族人用镐竖直挖下去。祝康说,表层的玛瑙原石这些年早挖光了,为了寻找新的矿藏带,当地人继续向下挖,很多坑深达10多米,没有一丝固定,“发现了玛瑙,他们就横着挖,很多矿就是这么塌的。”
塌矿死人的事,在九口甚至美姑已经不算秘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塌一次,塌一次就要死几个人”,好几名在美姑生活的汉族人说,最严重的一次在农作乡,七个人被埋在里面,全死了。
九口乡的矿区,最大的塌陷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光秃秃的塌矿区里仍然留着挖矿的镐头和手推车。祝康说,即使家里死了人,其他成员仍然会继续从事挖矿的营生,他们不清楚塌矿区不能再挖的道理,只清楚玛瑙能卖很多钱。
张宗文承认,南红走俏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最初进入这行的商人。他说,自己花200元买下的一块南红玛瑙,去年卖了49万;曾经2.4万买下的一块极品南红,重量只有500克,外界已经出价到600万,张宗文没卖,“现在好石头很少了,我要留下来。”
同样是收藏者的鲁玉苗从保险柜里取出8块玛瑙石,指着其中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900克,15万”,然后又指了指最小的一块只有拇指一般大的石头,“1万8。”
鲁玉苗做过的最大一笔生意,是2012年在上海,卖了三四百万,其中一块500克的极品锦红卖了50万。
他说好石头越来越少,让大宗交易也变少了,即使是眼前的八块,也算不上顶级。玛瑙城每天有五六千人,全西昌做南红生意的有10来万,“手里有精品的多少人?算上我、张宗文、曾朝志和张海,不超过10个。”
要新娘还是要毒品
尔仁木沙是从大凉山走出去的富人之一,他很早就挖玛瑙了,如今把家人全部从九口接到了西昌。
他在市区买了房子,仍然做着玛瑙生意,偶尔才回到山里,挑选自己看上眼的石料。有人说尔仁木沙挣了很多钱,这让22岁的阿尤很羡慕,很多彝族少年十五六岁就结婚了,阿尤的年纪有些尴尬。在彝族,双方族长按照女孩相貌和家族大小约定聘礼,从10万、20万到30万不等,阿尤的女朋友需要30万。
这让阿尤很头疼,他从前年开始收购同乡的玛瑙,再下山卖给城里的商人,最大一笔生意是7万元,他算过,再干三年才能把聘礼钱挣出来。
“大凉山里的彝族,十代八代以内都走得很近。”38岁的井子伟机说,山里结婚不需要恋爱,也不需要结婚证,甚至姑舅亲戚都能结婚,除非是相同姓氏。
井子伟机住在昭觉县城,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很多山里人并不热衷于读书,甚至从未走出过大山,年轻人还会说一些汉语,年长者则永远失去了和外界交流的工具。
井子伟机说,南红玛瑙出现这几年,大山里有了一些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其中一些人搬到了西昌,买了大房子;另外一些人仍然守在山上的土房子里,酗酒、赌博,甚至吸毒,“他们没有花钱的渠道,任何刺激对于他们都是诱惑。”
九口的矿区上满是碎啤酒瓶,对于挖玛瑙的山里人来说,酒精是祛除恐惧与疲劳的良药;中午时分,几名男子围坐在山顶的平地上,打着外人看不懂的扑克,每一轮的牌局结束,都伴随着高声的呼号和大把的钞票。
19岁的吉克石且是九口的名人,他在山上有自己的矿,小小年纪已经把家搬到了西昌,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回山里了,最近一次在乡里出名,是因为吸毒的传言。
几名彝族男子用生疏的汉语,努力试图证明消息千真万确。26岁的立立机惹丝毫不否认毒品在山里的蔓延,与危险相比,毒品对于吸毒者更像一种时尚,直到几年前有人因为毒品染上艾滋病死去,人们才收敛了一些,“因为这个原因,我再不和他(吉克石且)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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