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跌落始觉悔 盘点受审“老虎”的自我剖析

　　党纪法纪意识淡化

　　除“价值观出了问题”之外，党纪法纪意识淡化也成为一些“老虎”走向深渊的原因。

　　2月28日，倪发科（中）在庭审宣判现场。

　　“党纪法纪意识淡化，既没有管好自己，又没管好家人，导致我的亲属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从我的关系请托人手中得到了高达257万元的违法所得。”这是倪发科在法庭上剖析自己出事的第二个原因。

　　他说，“不管他们的经营活动往来我知情多少，尽管我没有拿他们所得钱财，但是这种特定关系人在法律界线上是清楚的，他们的所得等于我所得，对此，我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倪发科详细介绍，“我和我妻子11年20余次频繁地收受关系请托人43万元人民币，尽管多数是经我妻子手收受，但我妻子事后都不同程度告诉了我，这个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更应由我全部承担。”

　　同样在法庭上进行大篇幅忏悔的刘铁男，也提到了自己党纪法纪意识淡薄的问题。

　　“起诉书列举了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在这些事实面前，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

　　在最后陈述阶段，刘铁男痛哭流涕，他说，“特别要跟大家讲，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认清是在违法还是在违纪。老是和他们讲不要出事，要合法合规。”

　　“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我对违法违纪存在侥幸或者明知故犯，明知违纪还要去干就意味着违法。因为党的纪律是比较全面的，我如果按照党的纪律严格要求，也不会犯法。”在忏悔中，刘铁男用了“利令智昏”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

　　刘铁男特意谈及自己的儿子，他说，“每天我都在自责，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

　　享乐主义思想和攀比心态

　　一些高官因“没管好家人”而出事的同时，另一些高官，却是“为家人着想”而出了事，倪发科则是两者兼有。

　　他在剖析自己走向深渊的原因时，还强调了“贪图、享乐、攀比心态滋长”这一点。

　　他说，“我接受郑某等人对我家庭住房装修和修缮及丁某安排我家人到海南度假旅游，完全是我享乐主义思想和攀比心态所致。”

　　“我总感到辛苦了一辈子，应该到了老有所乐的时候了，应为老人尽点孝心，为子女尽点责任了。从而忘记了党纪、法纪，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上述问题看成是官场上普遍现象，法不责众，没什么大问题，这种侥幸心态铸成又一大错。”倪发科说。

　　祝作利剖析说，“我是一个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受到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干部，我也曾经为我的老师为一点私事而拒绝，而受到省纪委书记表扬，我也曾将别人送来的钱扔到门外而不近人情，但是在关键时刻、大是大非面前迷失了方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局面。”

　　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亦表示：“我变成这样是因为自己没有约束好自己，贪婪地大肆收受贿赂，使自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我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堕落成一个罪犯，我心中的悔恨和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好恨好恨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虽然没有深入剖析原因，但他在庭上数度哽咽抽泣。

　　庭审中，陈安众对25起受贿事实的指控均表示无异议，并在自行辩护中称：“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我感谢辩护人为我辩护，但是我认罪、知罪、悔罪，请辩护人不要为这几件事继续为我辩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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