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

　　（一）文化架构的意义

　　第一，历史，在中国文化里具有架构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一说起“经史子集”，就在学术意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

　　经，专指儒家文化。因为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儒家文化度越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的历朝历代，儒家思想都被看做是社会发展中的纲常伦理、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界的中流砥柱，所以儒学被尊为是“经”——经，本意为古时织布过程中恒定不动的、纵向的“经线”（如同现在地球上的经线）；“经”的引申意思便是标准、是恒常；能被归为“经”的内容，就是确立标准的思想、是恒常不变的理论。儒家典籍，便叫做“经典”，儒家学说，便是“经学”。

　　史，便是史书，中国历史上的“正史”，从汉代的《史记》开始，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史书《清史稿》，总称为“二十六史”。

　　因为经部的儒学，是指导社会发展的总思想，是一种抽象的学术理论；于是史部中的记述，便成为了印证儒学思想的史实，是一种具体的故事演绎。“经”与“史”相互论证、互为佐证，阐述着兴衰成败的经验得失，总结着社会发展的恒常规律，彰显着儒家理论在历史沧桑中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史学特点是：写“史”也是论“经”；说“事”也是说“理”。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史记》里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里有“臣光曰”，这都是史书的作者在讲述史实之后、又在论述其中的得失道理。而史学家在论理层面所依据的思想理论，就是儒家文化。因此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大史学家，本身就是大儒学家，譬如这《史记》里的“太史公”司马迁、这《资治通鉴》里的“臣光”司马光。

　　史部，就是以历史真实的演绎，印证历朝历代运用儒家思想治国的正确与否。经，是用理论说话；史，是用事实证明。

　　子部，就是指人们常说的“诸子百家”。在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后来的两千年里，儒家为纲、定于一尊。但是，诸子百家思想并未因为儒家的独大就从此寂于无声，它们都成为了儒家文化的必要补充和互动平衡。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就会渐入僵化、沦为僵死，而百家之长与儒家之尊共同盛放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才使得中国文化生生不息、鲜活有力。比如，有儒家的入世、就有道家的出世，有儒家的仁爱、就是墨家的兼爱，有儒家的德治、就有法家的法治……因此，子部，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在于“百家争鸣”怎样争、而在于“百家争鸣”可以鸣。各家共同的发声、各派不同的音效，汇聚成了中国文化这一曲八音克谐的民族大合唱。

　　集部，泛指一切文化艺术，包括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等。

　　综合来看，如果我们将国学比喻为一座蔚为大观的文化大厦，那么：

　　经，是这座大厦的钢筋结构，有了儒家经典，就立起了中国主流思想；

　　史，是大厦的水泥浇筑，水泥的巍然填充与钢筋的盎然挺立，就构筑起了中国文化的坚实外形、主要方面；

　　然而钢筋水泥虽然建起了一座庞然大楼，却也使得这座楼宇密不透风、缺乏生机，所以，子部的百家思想，就如同是为这座大厦开了一扇扇的门窗，正因为有门窗的参与，才使得空气流通、阳光健康；

　　集部，像是大厦里一切装潢与内饰，丰富多样，精彩纷呈。

　　我们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也常常像是初次走进一座大厦的人，最先喜欢的，可能都是建筑里多姿多彩的内饰，是爱上了这儿的一张画、那儿的一幅字，是迷上了这一只青花瓷瓶、那一个红木圈椅……就如同我们对国学感兴趣，往往是从喜爱集部里的内容开始的，是最先着迷了唐诗宋词、是最初邂逅了京剧昆曲……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国学、要想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去解读这座文化大厦的整体解构、内里层次，必须从对集部的热爱，发展为对经、史、子各部分的研读。

　　是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全面支撑起了中国文化这座恢弘的殿堂。

　　因此，历史，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结构，是继承中国智慧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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