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涉贪”呈高发势头 贫困县股长曾挪用一个亿

　　《新闻1+1》2015年8月10日完成台本

　　——农村贪腐，猛于虎！

　　(节目导视)

　　解说：

　　一个镇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就可挪用公款8个多亿用于自己理财。一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才4个多亿，可一个股长就能轻松挪走近一个亿，还能成功外逃他国多年。

　　新闻播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7月至2017年7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2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解说：

　　官很小，贪腐金额却很大。在同期被查办的职务犯罪中，竟有四分之一多的人，把贪腐之手伸向了涉农扶贫资金。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 陈正云：

　　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解说：

　　涉农扶贫资金的额度在加大，县乡村三级涉农扶贫领域的犯罪案件也在增加。

　　《新闻1+1》今日关注：农村贪腐，猛于虎！

　　主持人 张羽：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小官巨贪，是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新词。它主要是指一些官员级别很低，但是贪腐数额惊人这样一种现象。不幸的是，一些小官还不断的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刷新着贪腐数额的上限，令人瞠目结舌。最近就有媒体曝出北京昌平有一位村官，竟然挪用8亿多公款用于个人理财。

　　那么针对这样的小官巨贪，最高检表示，在未来两年将作为重点的整治目标，主要针对的就是涉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官员。最高检为什么要下大力气来拍农民身边的苍蝇，能取得效果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

　　解说：

　　8月7日，上周五，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一批群众身边的“苍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苍蝇虽小，胃口却很大。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张佩山，网上几乎搜不到他本人以及单位的照片和资料，但就是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官”，却被中央纪委网站通报，“他挪用8.21亿元公款用于投资理财，并将其中300万元转入个人账户进行理财，收益归个人所有。另有2000万元到期未能收回。期间还收受某信托公司业务员给予的感谢费14万元”。

　　用计算器一算，这8.21亿，哪怕是存活期，按照0.35%的年利率，那么这一年的利息就有287.35万元；如果是存一年定期，这一年的利息就能达到1642万元。所以有网友评论说：“8个多亿存余额宝里每天收益10万，估计马云都会找他喝茶了。”

　　网友评论：

　　北京一个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就可以挪用8.2亿，这个乡镇是多有钱啊。

　　打基层苍蝇更有实际意义，直接关系到民生！

　　官小胆大，在贪腐方面不输大老虎。

　　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查下基层干部，他们才是能吃人的的苍蝇！

　　解说：

　　“拍苍蝇”的不止中央纪委，最高检也亮出了重拳。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透露，将从今年7月至2017年7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两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 陈正云：

　　坚持突出重点，在重点人员上，要求坚决查办涉农和扶贫职能部门、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解说：

　　发布会上透露的数字也印证了集中惩治的必要性，2013年以来查办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中，“村官涉贪”呈现高发势头。

　　陈正云：

　　截至今年5月，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28894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22%。总的看，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仍在高位徘徊，处于易发多发的态势。

　　解说：

　　发言人介绍，这类职务犯罪案件多发生在县、乡、村三级，其中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占了较大比例。呈现出“职务低、发案率高”的特点。

　　陈正云：

　　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解说：

　　除此之外，“窝案串案严重”也是一大特点。例如，广西检察机关立案的276件涉农案件中，共同犯罪83件，达到30%；再如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占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立案总人数的84.52%。

　　当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称《农村苍蝇小心！马上重点收拾你》。其中说到，别看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都是小官，危害大着呢。由于直接跟基层广大群众打交道，这些人不管是贪污、受贿、挪用还是滥用职权，都是在与老百姓争利。他们的犯罪行为，直接破坏着我们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张羽：

　　这样一个案例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如此低级别的官员竟然可以挪用8亿多资金这样一个天文数字，说实话这个案例当中有几个让人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一个乡镇的农村服务中心竟然拥有8亿多资金。第二个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农村服务中心的主任，竟然就可以有权力能调动8亿多资金。第三个没想到的就是，长期以来这8亿多资金用于个人理财，却没有人发现，没有进行监管。

　　确实我们看到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一些官员他们拥有着巨大的资源、巨大的权力，但是却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所以未来两年最高检的专项惩治行动，针对的就是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官员，主要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涉农和扶贫的职能部门的官员；第二是乡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三就是村级“两委”干部，就是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这些官员；第四就是村民小组长、会计这些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主要是这四类对象。

　　那么最高检为什么把重点要放在这些人身上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高波先生进行解读。高波您怎么看待最高检发起的专项整治行动，它有没有一种风向标的指向意义呢？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高波：

　　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从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来看。那么从这个负向的角度来讲，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反腐败在清淤排毒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老虎离的太远，苍蝇每天扑面”。就是老百姓“看得见的腐败”，现在还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多发易发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从这个正向的角度来讲，我们拍老百姓身边的苍蝇，那么实际上它也能够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反腐的红利。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反腐来倒逼改革的推进，倒逼我们监管的落地，倒逼我们的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从而让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增强对正风反腐的获得感、受益感。因此像这样的专项治理行动非常重要，非常必要，非常紧要。

　　张羽：

　　高秘书长，我这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其实近两年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些官员的贪腐案已经成为了贪腐案件的高发地。

　　我们看2013年到2015年5月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的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人员是28000多人，占到了同期立案调查职务犯罪人员总数的22%，五分之一多。然后在这其中我们看查办贪腐案件，涉及人员是16000多人，占到了涉农职务犯罪的56.7%。涉农资金管理环节案件查办是14900多人，占到了涉农犯罪案件的55%。涉农领域查处渎职犯罪4617人，占到了涉农职务犯罪人数的16%。我们看到贪污和涉农资金环节查办的人员案件数，都占到了整个查办的50%以上。这说明在整个的涉农、惠农、扶贫资金使用环节当中，贪腐案件频发。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好转，我们对于惠农扶贫资金的力度在加大，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贪腐的小官，他们胃口也在不断的加大，而且手越深越长，越拿越多，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高波：

　　从一般的规律上来讲，我们的贪腐行为的发生往往离不开三个要件，那么一个是权力，第二是机会，第三是动机。随着我们现在惠农、扶贫这样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从我们政策最先100米，要落实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到我们的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往往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我们过去讲的三补，补贴、补助，补偿款，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是对于一些我们基层的这些硕鼠来说，它却是唐僧肉。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来，如果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最后的压力不能够传导到我们的基层一线，那么本来我们的这些明心工程，可能会成为闹心工程。那也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这种好的政策，本来应该落实到最后到老百姓那是幸福100米，结果却成了问题多多的困难和苦恼的100米。

　　张羽：

　　确实惠农扶贫资金是农民的救命钱，但是却成了贪官眼中的唐僧肉，这确实让人忍无可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几年所发生的贪腐案件。

　　播音：

　　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建新村党组织原书记钟祥华挪用村集体资金200万元，借贷给他人用于营利活动。

　　董德友在任吉林省长岭镇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假申报的方式骗取国家泥草房改造补助资金39.6万元

　　解说：

　　他们都是村干部，他们，也在通过骗取、挪用、贪污上级各种补偿款，中饱私囊。然而，村官贪腐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5月10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红色通缉令2号犯罪嫌疑人李华波已被押解回江西，江西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完善证据，对其依法提起公诉。如今，他是红色通缉令中第一个被押解回国的人物；而当初，他也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小官巨贪”案件。

　　2011年2月，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写到：“我从2007年11月份起，私自在信用社城区分社开设一个公司账户，并从外面刻了一枚印鉴，从2007年到现在止共挪用基建资金9850万元到此账户，把钱转出去，全部用于澳门赌场赌博。”写信的人，正是李华波。

　　鄱阳县财政局总会计师 黄传伸：

　　我们的感觉是晴天霹雳，就是从表面上看，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憨厚的。

　　解说：

　　从2005年开始，李华波被任命为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主要负责上级财政每年专门拨发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等基础项目的建设资金，而这些资金对于鄱阳县这个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来说至关重要。

　　2010年，鄱阳全县地方财政收入仅有4.1亿元，而李华波伙同其他两人，从2006年到2010年，四年的时间，就贪污了近一个亿，占整个县财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

　　经调查，李华波伴有两本护照、两本港澳通行证，共有52次出境记录，而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澳门，而他也是澳门赌场的常客，嗜赌成性的李华波也在这里一掷千金。

　　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反腐局副局长 汪太平：

　　我们通过调查，从2007年开始，李华波就开始到澳门，在三年的时间里李华波在澳门逗留的时间应该有两百多天

　　解说：

　　对于李华波的案件，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梁少清表示：“李华波好赌成性，作案期间频繁出境赌博，如果能及时发现、尽早查处，就不至于任其鲸吞近亿元公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张羽：

　　我们看遣返回国的李华波，实际他案发已经10年前的事情了，这说明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我们从他这些案件特点细节里看，其中一个细节，他数十次出入澳门进行巨额的赌博而不被发现，这确实令人深思。

　　我们继续来连线高秘书长，高秘书长从这个案件来看，我们是不是对一些基层官员，尤其是一些基层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官员的监管是属于比较松懈的呢？比如说我们实际对中高层官员像出国这一项就有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我们看到李华波他出入几十次澳门赌博竟无人知晓？

　　高波：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具体的出国境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基层一线的一些中低级别的这些领导干部的出国境行为，他的一些利益行为，他的一些商事活动还存在着漏斗效应，还存在着我们监管压力衰减的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在过往的旧政治生态和旧经济常态当中，我们也存在着我们现在的制度执行不力，监管不严的这样一些情况，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监管的黑洞，我们的纪律的破窗，实际上我们很多好的制度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就造成了他们有很大机会的缝隙，可能再加上他们处心积虑，私密性、隐秘性比较强的违纪违法行为，就长期得不到发现和治理。

　　张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些年，基层组织涉农扶贫案件的一些特点，第一就是“小官涉贪”明显，我们刚才举出了大量的数字，第二就是串案窝案严重，第三就是贪污侵吞严重，主要是涉财，第四就是发案环节集中，刚才我们讲到了主要是集中在扶贫款使用环节等等这些重要环节。

　　那么高秘书长，我们看到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一方面地区非常贫困，老百姓很穷，但另一方面这些贪腐的小官，他们贪污的数额及其巨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在一些农村地区会出现如此肆无忌惮的这样一个贪腐的状况呢？

　　高波：

　　老百姓经常说“天高皇帝远”，我想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监管链条的末端，最后形成了一种所谓利益板块化、利益共同体的现象。那么有这么几个一，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的这样一些地区，往往是形成了所谓的“一言堂”；那么在签字在经费的处置上面形成了“一支笔”；那么在用人的问题上，又是造成了当地一些黑恶势力、家族势力形成这样的“一伙人”现象；那么最终就造成了“一堵墙”；那么从案例和巡视的情况来看，最后也就叫做“一锅端”。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在反腐败在清存量、阻增量的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下沉一线，要对现在的这种蚁贪现象、硕鼠现象、小官大贪的现象引起高度的重视。

　　张羽：

　　确实要想让惠农扶贫资金真正能落到实处，必须是要抓住在各个环节当中伸向这些惠农扶贫资金的黑手，那么如何才能做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解说：

　　14517人，这是2012年1月到11月，我国各地检察机关查办的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的涉案人数量。而从2013年到今年5月，同类犯罪的涉案人数增长到16385人。涉案人数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国家拨付给各地的涉农扶贫资金在逐年增多的现实。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 陈正云：

　　从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分析，发生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体制制度不健全的因素，也有监督制约不力的问题，还有政策宣传不到位、法律意识欠缺等因素，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加大了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力度，努力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

　　解说：

　　当最高检用专项整治的形式披露查办和预防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情况时，我们发现，扶贫款，专项补助金，甚至是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农村低保，这些关乎农民生存的专项资金，都会成为个别基层干部眼中的唐僧肉。

　　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之所以出现我们目前惠农政策有很多的资金没有到广大农民身上去，被我们一些不良的基层干部给中间截流了，出现这样的问题，跟我们基层干部的素质不高有直接关系，但是也跟我们中上层的制度体制安排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这暴露了我们对于惠农政策的一些政策安排，在制度监管方面有很大的空间，或者说我们在制度监管严重缺失。如果这种现象不认真解决，不仅我们的好的政策会变味，甚至会引发不良的社会政治反应。

　　解说：

　　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但对基层干部的监管却没有同步跟上。当中央大力度进行的惠农政策，却遭遇个别基层干部歪念经的现实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觑。

　　辛鸣：

　　基层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离群众最近，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他在群众那边都会产生放大效应。所以基层别看村官小，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甚至比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危害还要大。

　　解说：

　　从去年六月，中组部发文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到今年六月，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在基层腐败案件频发，发展压力大的农村，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张羽：

　　这次最高检为期两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来看首先抓住重点环节，就是农村发展建设，支农、惠农和扶贫资金，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的专项补贴项目申报、审批、发放、验收等等环节。

　　第二就是盯住重点案件，支农、惠农财政补贴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农村社会事业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还有农村“两委”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贿选、破坏选举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要关注的重点案件。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高波秘书长，高秘书长我们看这是未来两年最高检专项整治行动的目标和方向。那么您觉得两年时间的集中整治能取得效果吗？

　　高波：

　　当然，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那么这两年的专项治理，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一场战役性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那么要让我们这个执政体系，惠农、富农、安农、稳农的这些政策在这个职能体系的最后100米，要让它成为一个幸福100米，阳光100米，而不是贪腐100米，闹心的100米。

　　张羽：

　　您刚才讲到了实际我们有正向，反向的意义，其实一方面我们要严管、严惩。另一方面我想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还应该有一个激励的措施，您觉得应该从哪方面来考虑呢？

　　高波：

　　当然，我们也说了，对现在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一线的这样一些村级乡级的领导干部来讲，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负面的清单，同时我想也应该有一个正面的清单。那也就是让他们不敢乱作为、不作为的同时，还要通过我们的这样的组织的措施，我们的一些荣誉激励，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奖励的措施，来保证他们能够有所作为，有所避为。

　　当前我们看到我们对优秀县委书记的这样一种表彰，一种褒扬，特别是还有我们当前对领导干部一种能上能下的这样机制性的建设，我想对于广大的基层一线的这些执政体系的这些末端的，这些所谓老百姓讲的党和国家的最低领导人来讲，我想对于他们的激励也有很重要的导向性的意义。

　　张羽：

　　好，多谢高秘书长解读。

　　确实硕鼠不除，其恶如虎。无论是硕鼠，还是老虎，虽然他们贪腐案件的特点不同，但是归根到底，其实要抑制贪腐，还是要把权力扎进制度的牢笼当中。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1+1》，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