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为人师表 声名远播

    西南联大有“民主墙”。

    赵宝熙说：“那天我正在民主墙那儿，因为我们刚出来一期壁报。忽然看见冯先生走进校园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也许他是来学校转转，也许是有人告诉他，他来看壁报了。”因为冯友兰将《贞元六书》题词献给蒋介石，有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题名叫“登龙有术”，意思说，用献书达到做官的手段。后来，冯先生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

    联大有一个公示栏。师生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张贴，每天都会有校工来收走，由梅贻琦校长次日作出答复。

    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请求送花，请梅校长批准。“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

    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的条子，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并没有回避，照样给了明确的答复，维护了制度的一贯性。

    联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规，有趣而不失风范。

    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种了些花。当鲜花终于含苞欲放，却在一个夜间全部失窃了。有人告诉他：到女生宿舍去看看吧。他的满园花朵正安插在女同学们的玻璃瓶和土罐里呢。原来，一伙男生早已经看好了这些鲜花。虽然是靠“贷金”吃饭，一面“跑警报”一面也要谈恋爱。“记得少年春衫薄”，老师也只能摇头一笑了之。

    师长们的爱与宽容，传承了中国古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兼容了现代民主的理念。联大的学生虽然流亡，然而温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我父亲时常回忆起，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昆明为市民举办讲演的盛况。潘光旦讲“优生学”，刘文典讲《红楼梦》，闻一多讲《楚辞》，吴晗讲时事，梁思成讲“中国古建筑”。讲到国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愤。

    西南联大洒下的文化雨露，对于父亲后来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养。“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衣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学者们走向民间，将读书人的斯文与气节在乡土中国传扬。他们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保持贫寒操守，再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

    梅贻琦夫人率领一群教授夫人们推磨做点心，提篮到昆明“冠生园”去卖的故事，成为“抗战一定要胜利”的无声楷模。“为人师表”的学者们在烽火岁月中磨砺和打造了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岸君子。

    在中国，自古有“读书人”的称谓，不似职业，却高于职业；不指人品，又对其人品有高要求。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时代道德与精神的体现。这也是全人类的期望。

    七十年过去后，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抗战大转移譬喻为“历史上难得见到的中国版的《出埃及记》”，这确有相似点，其性质都是要摆脱奴役与亡国灭种的命运，团结起来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

    可以说，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圣经》，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熟知与温习。这是“根性”的记忆，关乎一个民族的立足点，利与害，还有传承。

    严峻时代，中华民族倾举国之力，坚持战时教育。国运与文脉始终相衔。

    烽火读书，保存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文字记载和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

    烽火读书，是中华民族对法西斯毁灭人类文明的正义反击。

    （作者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后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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