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打鬼子，就是要让日本侵略者不得安宁！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我们总是晚上出击打日寇，能成功要去，不大能成功也要去，就是要让鬼子不得安宁。”90岁高龄的赵增老人回忆起当年在晋绥边区痛击日寇的情景，声如洪钟，侃侃而谈，仿佛又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吕梁、太行山脉为依托，开辟建立了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包括山西省西北部和原绥远省东南部广大地区。在8年抗战中，边区军民和日伪军作战1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赵增出生在山西朔州一个贫苦农民家，从小当放牛娃，10来岁就到地主家当长工。后来，侵华日军打到朔州，当长工日子也过不下去了，1943年当了兵，成为晋绥军区忻部支队十中队的一名战士。

　　谈到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赵增老人说：“八路军好啊，经常帮助穷人，为穷人主持公道；他们也不怕日本人，敢和鬼子对着干，给咱中国人报仇。我当时就认准了这支队伍是好样的，刚满18岁就跑去参加了八路军。当兵就为打鬼子——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村里同去的几个人，没有一个当逃兵。”言语间，透着军人特有的自信和自豪。

　　当年，日军侵占山西后，遭到抗日军民不间断的抵抗，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上的若干城镇，周围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赵增老人在地图上指了指同蒲铁路，说：“日本人占领我们山西后，弹药、武器、给养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条铁路运的。我们就会去破坏敌人的铁路，有时候是接了任务专门去破坏，有时候是行军途中顺便给他来一下子。”据史料记载，由于抗日军民的不断破袭，从1943年起，日军控制的北同蒲铁路线仅能勉强通车，火车不敢开得很快，时速只有25公里至35公里，也不敢挂太多的车厢，牵引重量只有300吨左右。

　　赵增老人说：“我们部队采取游击作战方针，经常在夜间行动。北方的冬夜，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但无论天气再冷，任务照常执行，有时一条河一晚上要来回穿梭好几趟，河水结冰之前，身子一晚上要湿好几次，出击一次要走上四五十公里。这样行军非常艰苦，好多新战士刚开始不适应，回来就感冒发烧，后来习惯就没事了。”

　　日本鬼子武器精良，还有大批伪军跟着，如果在开阔地带和鬼子硬拼，八路军处于劣势，于是就改成白天休整，晚上去袭扰日军。“别看白天鬼子耀武扬威，晚上就只能龟缩在炮楼里，这时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赵增老人讲述了一次晚上端鬼子炮楼的事：“鬼子这个据点离忻州城就十几里，如果我们动作慢了，城里的鬼子就有可能跑过来包我们的饺子。但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准，里面有几个鬼子、什么装备我们都很清楚，大家都有信心打掉它。出发前部队首长要求我们，‘动作要快、要狠！打完就撤。’下半夜我们来到鬼子的据点附近，听里面没啥动静，我的一个老乡摸过去，绑了几颗手榴弹往据点的门下一丢，‘轰’的一声，门被炸开了。大家一拥而上，打得鬼子措手不及，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这次战斗缴获不少，三八大盖有十几支，还在鬼子床下搜到了7箱铁盒子罐头，回去后给了老乡们一部分，我们自己留了一些。后来，附近老乡告诉我们，部队撤了没多久，城里鬼子的大部队就来了，一个鬼子军官看着被我们炸塌的据点，气得嗷嗷直叫！”

　　袭扰智取之外，八路军硬拼也不输给鬼子。赵增老人回忆说：“有一次我们排单独执行任务回来的路上，突然与日军遭遇。几乎是撞了个正面，枪栓都来不及拉，我们就和敌人拼刺刀。鬼子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比我们使的汉阳造长了将近半米，装备上我们吃了亏。但战友们心里有仇恨、有精神，都不怕死！我有个一起出来当兵的老乡战斗很勇敢，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鬼子一刀刺在他的胸口上，他用力往前一挣，鬼子的刺刀从他后背穿了出来，他的刺刀也给敌人来了个透心凉，和鬼子同归于尽！”

　　沉默了好一会儿，赵增老人双眼噙满泪水，接着说：“看到这一幕，鬼子们吓坏了，好几个鬼子的腿直打哆嗦！同志们也深受感染，发了疯似的追着鬼子杀，鬼子仓皇逃窜。这次打了个胜仗，共消灭了12个鬼子，但我们排也牺牲了5个战友！”赵增老人在这次战斗中也光荣负伤，肩膀上留下了长长的疤痕。

　　“日本鬼子表面厉害，但我们自有对付的办法。鬼子扫荡时，我们部队之间、民兵之间、群众之间都有沟通渠道，鬼子一出动，信息就迅速传开，像电影里演的鸡毛信、消息树这些方法，我们都用过。军民一起坚壁清野，就是要把鬼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鬼子物资供应受阻，出来‘扫荡’的次数就明显少了。鬼子进村，牵牛拉羊，群众损失大。我们行动多，敌人就来得少。老百姓高兴啊，总是宰羊慰劳我们，军民之间真是鱼水关系，和亲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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