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遗体作家之女：如妈妈醒来会照顾老去的我们

今年5月，张思遥正在照顾病床上的妈妈。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

　　张思遥

　　28岁，冷冻遗体的重庆女作家杜虹之女。今年5月30日，杜虹因胰腺癌逝世，张思遥联系到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英文名称Alcor)，花费12万美元(约75万元人民币)为母亲做了大脑冷冻手术，以期50年或者更久之后，母亲能够“复活”。

　　对话动机

　　妈妈做冷冻遗体手术，这是张思遥能够想到的，留住妈妈的唯一办法。

　　为了做这个手术，她卖掉了房子，又借了十多万，就是想圆妈妈一个愿望，也圆自己一个愿望——在未知的将来，或许一家人还能重聚。

　　妈妈作为科幻小说《三体》出版的终审，算是个科幻迷。弥留之际，妈妈说：我不去尝试，谁去尝试?

　　有人说她们被骗了，也有人说她们怕死，但张思遥觉得，没什么比“在一起”更重要。如果妈妈没能“醒来”，她和先生也可能加入冷冻遗体的队伍中。

　　“但，总还有希望不是吗?妈妈，我们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不是吗?”

　　妈妈，未来见。

　　“我不去尝试谁去尝试”

　　新京报：之前有过冷冻遗体的想法吗?

　　张思遥：没有。我妈妈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儿童图书编辑，也是科幻小说《三体》的出版终审，我们全家都看过这本书，知道冷冻遗体的情节。

　　其实中国的科幻文学都一直归类于儿童文学这一类，所以她一直接触了很多这类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幻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设想，跟人体科学来说是有差距的。

　　后来，看到新闻说泰国一个2岁的小女孩冷冻了遗体。我们当时就聊，说没想到小说里面的东西这么快就有人去做。妈妈当时夸他们特别敢想敢做。但当时没想到要自己做。

　　新京报：那是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

　　张思遥：今年四月份开始，妈妈就已经很疼了，一天打五六支吗啡都止不住，到后来打八支，再后来医生说绝对不能再打了。我妈妈疼起来的时候半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就把我敲晕了冻起来吧，我实在是太疼了。

　　但法律不允许冷冻活着的人，我们让她还是安心治病。到了5月初，主治医生说妈妈的情况非常危险，癌症扩散后期，已经宣告没有任何办法了，化疗、放疗都不可以做，吃中药也喝不进去，最后一个多月都是靠营养液在维持。作为女儿，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冷冻遗体是我看到的唯一办法，就找到阿尔科。

　　新京报：你妈妈是怎么看待这个手术的?

　　张思遥：她非常愿意。当时阿尔科的医生说，我妈妈的手术是中国的第一例，她就觉得很有意义。再说妈妈也觉得自己是《三体》的终审，“我不去尝试谁去尝试?”

　　作为家属，包括她本人，我们其实知道，不知道以后是以什么方式去提取大脑的信息，也许提取之后就放在计算机里，这些都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就是即便失败，也是一次比较有意义的医学实验。

　　若你醒来，我们都老了

　　新京报：手术筹备中有哪些难过的坎?

　　张思遥：首先是肿瘤末期的疼。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绝望的，中医和西医都说没有什么办法了。另外，我们刚开始准备的时候身边亲友有过劝阻。有人说担心我们被骗钱了，说这是天方夜谭。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些质疑?

　　张思遥：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首先我们和这个公司有接触，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虽然这个实验的结果不一定，但是这些人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个事情。虽然会面临舆论压力，我觉得无所谓，不可能因为自己要面临压力，就不帮妈妈完成这个愿望。

　　新京报：在弥留之际，妈妈跟你聊了什么?

　　张思遥：妈妈对自己生病这件事一直很内疚，觉得现在应该是我们安心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为了照顾她停止工作。我就说，美国的专家就在外面待命。也许等很久以后，如果你醒来，可能我们都老了，需要你来照顾我们。她听见我这么说，就说，那好啊。

　　我说，我就当你是出了一趟差，要出很久很久，但是就算是你出差，我也会好想你。

　　新京报：手术结果怎么样?

　　张思遥：我没有进入手术室看手术过程，一直在外面等。头部分离是在美国进行的。当时在外面等着的时候，脑子里就很简单，害怕手术不理想。幸运的是，做完手术医生说，我妈妈的大脑保存得非常好，他们放了一个小仪器到大脑内部，检测我妈妈的大脑情况比较好。他们认为这是海外比较成功的一例。

　　我知道她就在这里

　　新京报：妈妈的遗体怎么处理的?

　　张思遥：妈妈的遗体在美国完成了分离手术，保存在杜瓦瓶(阿尔科放置遗体的一种设施)里面的是妈妈的头部。遗体的其他部分当时捐给了阿尔科的科研部门，让他们做其他的研究。我妈妈在知道这个实验计划之前，她的愿望一直是捐给医学院做解剖，我们认为这也是相对比较尊重她意愿的做法。

　　新京报：你去过存放妈妈遗体的地方吗?

　　张思遥：手术一个月之后，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阿尔科的所在地。这个地方是美国西部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工作人员说，那个地方远离海，也不在地震带上，比较安全。

　　新京报：在阿尔科你都看到了什么?

　　张思遥：见到了放母亲的杜瓦瓶。现在不能打开去看里面的东西，但是大脑里面装了监控的小设备，在电脑上能看到冷冻保存的影像，大概能看到的是一个大脑。这是唯一能看到的和母亲相关的东西。

　　其实我很想和她讲话。但是手术后的一个月内，我和我先生恶补了很多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知识，我知道在那个冷冻环境下，她的意识是停滞的。我不太可能有妈妈就在天上看着我的这种感觉，我会告诉自己不可能，但是我很明确地知道她就在这里。

　　活着只为再见你

　　新京报：做手术花的这70多万，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张思遥：这是全家的积蓄，其中很多是妈妈的。我觉得我自己有赚钱的能力，所以我不需要花妈妈那笔钱，我更希望这笔钱可以让她做她想做的事情。这笔钱是瞒着妈妈花的，她不知道我们用了这么多。

　　新京报：阿尔科是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手术的前景的?

　　张思遥：我们家属现在去问复活概率具体是多大，他们都会说，科学的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回答未知的事情。这个50年的期限其实是他们最乐观的估计。我认为他们还是比较严谨的。

　　新京报：你觉得以后还有多大的机会见到妈妈?

　　张思遥：说实话我不知道。也许50年不行，100年、200年……科技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包括现在说，有个头部移植手术也筹备在2017年进行。妈妈对整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探索一下未知的世界呢?至少，我们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

　　新京报：如果有一天，妈妈的大脑装到了别人的身体上，她已经不记得你了，你怎么办?

　　张思遥：用另外的身体是肯定的。阿尔科的工作人员说，可预见大概是有几类可能：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进入细胞进行修复)，还有大脑信息提取。

　　从我目前得到的信息，妈妈的记忆可能会丢失大部分，至少会留下一部分。当然也有最坏的可能，就是全部丢失。不过没关系，我会告诉她以前的很多事情，也会让她重新认识我。都还来得及。

　　新京报：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张思遥：妈妈，我会努力活到那个时候，尽管活着对于我来说，不是多么开心的事，但是我会努力，像你一样地努力。只为活着，只为，我要等着见你。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妈妈，我们未来见。

　　新京报：要是见不到她了呢?想过吗?

　　张思遥：想过。我和我先生其实有悲观的估计，科技发展的过程可能要几百年。可能以后，我们自己也会加入这个计划。以另一种方式，再见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