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之外的深思
基金会曾动过剥夺思思父母监护权的念头,但在现行法律下,基金会几乎无能为力。
思思到北京不到十天,李春生已经几次联系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询问DNA鉴定的情况,甚至一度想自己来北京。
基金会对李春生的想法很有意见。“即使要做,也要等到思思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再说。”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说,思思现在在安置地学着照顾孩子,这是一段难得的培养母子感情的时间,“也许就因为这点母子之情,思思会学着承担起一些责任,甚至真的改变。”
张雯告诉记者,基金会曾动过剥夺思思父母监护权的念头,但在现行法律下,基金会几乎无能为力。
“思思的案子不适合撤销监护人的制度。”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说,法律明确,只有将孩子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严重伤害危险等7类情形才可以撤销,但思思的案子明显不适合。
“思思事件显现的是家庭教育、养育功能不足,但这种不足不妨碍他们继续担任这个监护人。”张雪梅表示,撤销监护人资格是不得已才去做,且必须要保证她的生活比之前更好才行,“但思思如果撤销监护人,放在机构里抚养,可能状况会更糟糕。”
第二个孩子的送养,也并非那么容易。张雪梅说,从目前的法律来说,对于未成年人生下的孩子,监护权由谁来承担,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思思只有14周岁,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法律鼓励其他亲属来承担起抚养的责任,“比如由思思的父母来担任监护人。如果思思的父母要把孩子送养,必须要征求思思的同意。”
但提起送养,思思并不太乐意。生小果儿时,她没有喂过奶,但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她给孩子喂奶了。尽管她还不太会照顾孩子,尽管在火车上的9个多小时车程里,除了喂奶的时候,基本都是由记者帮助她抱着孩子,负责喂水、换尿布、更换尿湿的衣服等,但她仍不太愿意送养。“我有点舍不得。”思思说。
9月11日晚上11点多,北京的秋夜已经有些寒凉。从火车站出来到打车的地方,短短一段路,思思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
思思随后由基金会的社工送往郊区县一处专门照顾单亲妈妈的地方,她将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学会如何照顾好孩子。等身体恢复后,还要学着做一些手工挣钱,以及简单的家务。
“思思得学会怎么当一个妈妈,还要有一些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专职社工李梓琨说,刚开始思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会有人帮助她,“相信她会慢慢适应的。思思终究要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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