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有海南人的地方就有海南乡团”。异国他乡居不易,筚路蓝缕倍思亲。对早期出洋谋生的海南人而言,乡团不仅是抚慰他们思乡之情的场所,更是给予雪中送炭帮助、携手共甘甜的异国家园。
“这个房间已经近20年没人住了,但我们还是将它空出来,作为纪念。”前不久,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海南公馆二楼,文莱海南公会秘书长符绩星向记者展示了一间空房间。他介绍说,海南先贤们对异邦生活艰苦深有体会,尤为团结和睦。从文莱成立第一所海南会馆到现在,海南会馆都按例留出一间客房,随时准备安置从海南过来讨生活的老乡。
一间空房间,装着却是满满的乡情。正如“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在海外,“有海南人的地方就有海南乡团”。异国他乡居不易,筚路蓝缕倍思亲。对早期出洋谋生的海南人而言,乡团不仅是抚慰他们思乡之情的场所,更是给予雪中送炭帮助、携手共甘甜的异国家园。
守望相助谋生存
海南人出洋历史悠久,据《琼海县志》、《文昌县志》等记载,早在宋末元初时,就有海南人出行南洋,移居海外。不过,当时以经商、贸易为主,且人数寥寥,并没有形成移民潮。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禁废弛,在西方列强开发东南亚急需劳动力的外力拉动,以及海南本岛人口膨胀等内力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海南人开始大批‘向洋开拓,去番谋生’。”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若玲说。
然而,这些侨居异国的海南“拓荒人”,面临的生存境地并不乐观。
在南洋的闽南、潮州、广肇、客家、琼州等五大华侨族群中,海南人下南洋的时间是最晚的,人数也是最少的,很难挤进其他族群已经占据并相对稳定的职业领域,所以大多只能从事一些“边缘性”的职业。比如,到咖啡店当店员,走街串巷售卖熟食,到洋人家庭帮佣,受雇于种植园,靠“三把刀”(厨师的菜刀、裁缝的剪刀、理发匠的剃刀)为生等。总之,都是“本钱如鹿尾”的辛苦活儿。
在异国的艰辛打拼,使得海南人的乡根乡情更加凸显,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互帮互助的社会组织。于是,伴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下南洋热潮,各类海南乡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早期的乡团都是在神庙、宗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加坡琼州会馆是东南亚琼侨建立最早的社团组织。据该会馆史料记载,1854年(一说是1857年),海南先贤韩亚二(旺彝)、王志德等,邀集当地同乡,购买小坡吗拉峇街6号相连之屋宇,一连三间,其中两间为同乡聚会及寄宿之所,琼州会馆以此诞生。会馆内又设天后宫,以崇祀天后圣母,水尾圣娘及昭烈108兄弟诸水神。
由此看来,海南会馆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扶助同乡的使命和功能。这里不光可以闻乡音、诉乡情,寻找精神的慰藉;还可以为刚落脚的乡人,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在就业、创业上给予帮助。从后来南洋琼人多在餐饮、食品业闯出一番天地来看,莫不与当初会馆同乡相互协作,共谋生存,从而在职业选择和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一个个地缘性集团有关。
对于守望相助、共谋生存这一点,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现易名为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在1933年的成立宣言中说得更为透彻:“窃以吾人生于今日之世,生计之穷通,与团体组织力之大小,关系至为重大。盖团体之组织力小,则谋生之路狭隘难行。反之,团体之组织力大,则谋生之路广大而易进。”
会馆如家无后忧
“送夫送到万泉河,河水倒映影双双,夫妻都如鱼和水,鱼水分离几凄凉。”“夫郎离家南洋去,一去十年无回书。坐在石上望夫回,泪流成河浸石浮。”……在琼侨歌谣中,离别的爱情歌唱不尽当时的哀愁。
“海南人出洋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他地方的人出洋多为单向移民,而海南人则表现出较强的双向性。即到南洋打拼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积蓄后返回家乡。”唐若玲说。
由于受传统习俗、经济、社会原因等影响,早期海南男人出洋不允许带眷属出行。回乡成亲后,有的男人选择留在家乡,有的则为了养家糊口,重返南洋找工作。重返南洋的一部分人,由于生活拮据、疾病等原因,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能再回到家乡。
海这头,留守新娘望穿秋水,艰难奉养双亲稚子;海那头,男人们生活孤独,甚至老无所依。
“早期出洋的海南人都是单身汉,各种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团体,对成员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样样都管,代行家庭的职能,使身处异乡的游子有一种向心力和归属感。”唐若玲说。
这一股家的温暖,从悠久的“琼崖慈善居”和“琼州乐善居”里飘散出来。
1910年,眼见来自山顶园丘的患疾同乡欲取得医治上的方便,却苦无地方投宿,马来西亚麻坡海南会馆乡贤邀集热心同乡另以“海南公司”名义,置地建屋于惹兰拿玛,题曰“琼崖慈善居”,让患疾同乡免费寄宿。
琼州乐善居则是一个以照顾老人为宗旨的安老院,1902年创立于新加坡,一直由琼州天后宫和海南会馆进行经济资助,也得到本地海南乡团及广大海南乡亲、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百余年来,默默为许多孤苦老人以及退休后没有亲人照顾的老人提供安享晚年的场所。
此外,很多海南乡团还购置“义山”(公墓),无偿提供给孤寡的同乡老人。
不光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海南乡团同样如此。比如,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特别设立了耆老组,目的是使年迈同乡老有所助,老有所终。凡遇有组员逝世,则获发给“互助金”数千美元,以料理善后。
重金扶教惠长远
“虽说海南出洋的早期移民多数教育程度不高,从事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但我们的祖辈们眼光长远,都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我在钱财方面输给你,但我在人才方面要赢过你’,所以竭尽全力扶持后代读书成才。”在采访中,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前任总会长符之庆自豪地说。
在扶助教育的过程中,海南乡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海南会馆把捐资兴学、促进文教作为创馆宗旨,不遗余力地推动。
据介绍,清末民初时期,琼侨兴办的华文学校大多是以社团名义开办,以夜校、补习班为主,目的是为了普及基本的写、算知识,做好经商前的准备;同时对华人子女开展启蒙教育,传播祖国文化,使之不至于“落叶不知根之所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琼侨进一步掀起了办学高潮。
在新加坡,1910年出现的育英学堂,是琼州会馆主办最早,也是开办时间最长的一间学校,由当时号称海南七乡贤的王绍经、黄可辉、云昌朗、何玉麟、卢熙耀、陈开国与符昌邠等人创办;在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琼侨都积极创办或参与创办华文学校,先后办起了新民、育民、育德、琼侨、培群、乐善、启光等华校,让子女接受文化教育。
为了使更多同乡子弟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接受良好教育,为国家培养英才,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于1953年创设大学奖学金,1959年又增设大学贷学金,开创新马华人大学奖学金之创举,惠及海南子弟超过1000人。此外,各地的海南会馆都设有会员子女学业优异奖励金,以鼓励同乡子弟努力向学。
海外琼人对教育的重视令人刮目,其影响也十分深远。百余年过去了,当年目不识丁的海南“咖啡仔”后代,如今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经商、从政、从教的比比皆是。其中,依靠一根扁担起家成为殷商巨贾的王绍经,在新加坡已发展成六代大家族。其子孙有医师、律师、教师、工程师、会计师、科学家和政界、商界首领等,可谓满门俊秀。
此外,很多海南乡团还设立了青年部、妇女部、文娱部等,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寻根”、家乡美食展、琼剧义演等活动,丰富了娱乐生活,传承了海南文化,增强了与故土的联系。
白云悠悠,斗转星移。一百多年过去了,“落地”海外的种子已然扎根,在异国他乡枝繁叶茂。或许,海南乡团最初共谋生存、扶贫济困的作用慢慢淡化,但它们留给后世的记忆依旧深刻、厚重。在新时期,它们的新变化和新作用,仍然值得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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