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中国经济何以有效增长与协调发展

　　——“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之二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中国也许能在未来五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6万亿美元，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如何深耕内生性增长模式的培育进而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顺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政府施政的关键着力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能否成功越过这个陷阱，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以及区域的协调健康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升。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五年，中国必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并提出了促进协调发展的相关路径，例如，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而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必须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则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所谓纲举目张，五中全会提出的上述发展思路，是最高决策层在总结过去这些年来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全局的高度，给出了各级各地政府和有关参与主体践行发展十三五发展战略的路线图。其目标非常明确，即在继续做大中国经济与财富蛋糕的同时，着力清除经济与社会发展沉疴，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努力做到经济增长相关福利效应的全社会覆盖。

　　的确，人均GDP为7485美元的中国如今处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左半弧，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尤其在入世红利消失、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产业转移红利消失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找到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战略并切实执行，则经济的脆弱性将日益凸显，即便要保住经济发展成果也会变得殊为不易。而部分领域业已出现的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能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持续扩大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和发展不协调是难以避免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后，也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5: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为2.52:1，最近几年有所缩小，但按新口径计算的2014年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仍为2.75：1，按老口径计算则为2.92:1。1978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6，但到了1990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429，城镇为0.286，全国为0.445，已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尽管低于2013年的0.473，但超过国际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从财富集中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被认为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出现严重断裂的信号。

　　另一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格局尽管初步形成，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核心地带，一些超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内陆部分城市群也在努力追赶，但广大中西部偏远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在低位徘徊。尤为令人担忧的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正面临严重的“空洞化”，不少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地区而非中西部地区。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命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难题是长期积累矛盾的总表达，早已不是见招拆招式的简单疗法所能奏效，而要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精准的手术。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工业基础良好、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巴西，之所以迄今尚未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巴西经济的高度对外依赖以及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外，还由于巴西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国民收入未能中产化，严重制约消费，以至无法实现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转型。而日本在经济起飞的1960年代实施的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大大增加了底层百姓的收入，而且这场消费者革命还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加上日本在技术追赶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结果，该计划执行到第八年，日本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统计资料显示，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至于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的韩国，之所以用了12年时间就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韩国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可见，各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可以不一样，但技术进步、服务政府和对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是普遍的要素。

　　笔者预计，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10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中国是时候考虑适应6.5%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了。未来一段时期，为防止经济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被拉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必须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打造新经济增长模式。而要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中国还需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真正关键的还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具体来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步伐，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尤其要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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