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供血紧张 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互助献血”

　　卖血者小公园“聚会”

　　“互助献血”广告招揽卖血者；卖血者集中后分批带往医院“交给”患者家属

　　10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按约定抵达五棵松地铁站，电话联系“血头”后，一名东北口音的男子出现，“叫啥名？今年多大？啥血型？”在随手拿的小本子上进行记录后，男子将记者带往复兴路北侧靠近四环的小公园内。

　　此时，公园内已经有十余名卖血者等候，多为20岁出头的男青年。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名“血头”，均为东北口音，一边闲聊一边打电话联系要来卖血的人。

　　几分钟后，一名“血头”将5名卖血者带往路对面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带记者来的男子说，“单子正在排，咱们等会过去。”

　　“住哪？附近有没有村子？外地打工的人多不多？”等候间隙，该男子还发展起了“下线”，并称自己在很多地方都有“下线”，如果想赚快钱可以跟着他干，“去贴小广告，每介绍来一个人给50块。”

　　在此期间，一名穿着破旧西装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跟“血头”寒暄起来，两人显得很熟络，“血头”将这名男子的名字和电话从小本中找出，写到当日的名单上。西装男子告诉记者，自己来了好几次了，最近是在上个月。

　　又等来了几名卖血者，下午2时40分左右，包括记者在内的9名卖血者被带往医院。

　　众人先是被领到医院门诊大楼东侧的“爱心献血屋”，那里的公共等候区里已经坐着几名卖血者，但献血点并不在这里，而是百米开外的献血中心。卖血者被带过去后，另外几名负责联系患者家属的“血头”会挑选卖血者，并介绍给患者家属。

　　大约10分钟后，另外一名“血头”走进来，打量了一圈后，把两名卖血者叫出屋外，介绍给一对家属模样的老夫妇。随后，“血头”对卖血者进行“培训”：“你们俩等会跟老太太进去，门口有人问就说是来互助献血的，病人叫×××，你们扮他同事。”

　　“血头”将患者的病情、病区床号、籍贯、单位等等信息说了一遍，叫两人记住，说完后还模拟提问。“别怕！语气硬一点”，见两人回答得磕磕巴巴，“血头”嘱咐，这是在为医院保安的检查做准备。为了防止地下买卖血，医院献血中心门口派驻了多名保安，通过提出上述问题甄别献血者的真实身份。

　　等了约20分钟，记者被一名“血头”叫出。“你用手机存一下家属电话，就存武月（化名）姐”，他说，等会要趁保安盘问别人时混进去，再打家属电话。

　　按照指示，记者顺利进入献血中心，家属武月拿出一张献血登记表和互助献血同意书叫记者填写，“与患者关系就写朋友。”

　　登记表背面是25个征询献血者健康情况的问题，武月没有提问，直接代记者在每一个问题“否”的选项上打上了勾。

　　在此之前，武月已经试着带了两个卖血者进去，结果问题没答好，被门口的保安扣住了，她还因此跟对方吵一架，“医院没血可用，你不让我带人进去献血怎么办？”

　　家属的“感激”与愤怒

　　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互助献血；家属支付“血头”1800元买血400毫升渡过难关

　　“我爸爸得的是肝癌，手术已经排好了，没有血就得往后拖，肿瘤每分每秒都在长，我们总不能等死吧”，来自辽宁大连的武月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做手术需要用800毫升血，医院申请不到血，自己在北京也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只能自己献400毫升，再额外从血头处买400毫升。而这400毫升血，她要付给“血头”1800元。

　　对于这些“血头”，她既“感激”又愤怒，一方面对方毕竟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父亲来京就医本来已是花钱如流水，却还要额外花一笔费用买血。

　　武月透露，在其父亲住院的病区，每天都有人来发卖血的小卡片，电梯广告栏的夹缝中，都能看到塞着的广告。一个在他们楼层发卡片的小伙子告诉她，医生们知道有人在卖血，但一般“不鼓励也不阻止”，患者们确实等不起。

　　不光北京的一些大医院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河北燕郊镇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通过“血头”才能用到血的情况更加严重。

　　这里是闻名全国的血液病治疗中心，有着从全国各地赶来治疗的白血病等血液病患者，相比普通的综合性医院，这家血液病专科医院的用血情况更加紧张。

　　去年12月，21岁的陕西人陈旺（化名）在深圳打工时，被确诊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深圳四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并不理想，经介绍于9月转至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治疗。在来之前，深圳的医生告诉陈旺，该中心用血很紧张，要有个心理准备。为此，陈旺还在深圳申请输了两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边好申请，早上8点去找医生，中午就能输上。”

　　来燕郊后，化疗使陈旺的血小板数量再次急剧下降，管床医生为他申请到了一次，再去申请，医生告诉他医院的血库已经空了，只能找人“互助献血”。陪床的母亲年事已高，不符合献血条件，他只能先扛着。

　　当时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小板数值已经降到了3，而正常人的该项指标在100到300之间。

　　10月10日凌晨，陈旺在起身上厕所时不慎跌倒，牙齿磕得晃动了，口腔里的血块止不住地往下掉。他和他的母亲都慌了，只能问病友要来“血头”的电话，花400元买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我来治病的钱都是爱心人士捐献的，这个‘血头’的要价虽然已经比别人低了一点，但还是觉得这钱花得不应该。”陈旺说，以后要用血的时候还很多，如果都要靠买血来渡过难关，真不知道能撑多久。

　　面对“血荒”医院无奈

　　血液中心难满足医院用血，缺血成常态；有的医院一年有三四个月闹“血荒”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办主任樊荣，曾是北京一家二甲医院的医务科主任，在他看来，缺血，已经是北京各大医院的常态。

　　他介绍，血液中心每年都会和医院签订用血计划书，会有总量的计划。但这也无法避免一些计划外的紧急用血。在北京，一些医院还有自己的采供血机构，哪怕如此，这些医院在需要紧急用血时还是会向血液中心求助。

　　“一般而言，临床有用血需求，医生会向医院血库写临床用血申请单，血库库存不足时，再向血液中心申请”，樊荣说，血液中心会根据库存情况进行派发，在大家都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可能会根据用血的紧急程度来决定谁优先，这时，一些慢性、消耗性用血可能就会靠后考虑。

　　北京某综合三甲医院血库负责人称，该医院每年闹“血荒”的时间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夏天两个月、冬天两个月，而在“血荒”严重的时候，第一位先要保证一些情况紧急的患者用血，这时，大约会有三分之一的手术患者需要互助献血。

　　“缺血的不只是北京，整个中国都在缺”，燕郊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童春容称，她所在的血液肿瘤中心从北京落户燕郊后，成了廊坊市血液中心的用血大户，血液中心超过一半的血都供给我们了，有时还会帮忙从外市调血，但相比需求还是远远不够。

　　她介绍，医院在降低输血标准后，还只有一半的病人能输上血，血小板则只能满足20%的需求，其余的部分都得由患者去自己互助献血。

　　“血不够用，仅有的公共血要分给谁？我们天天都在为这个事发愁。”童春容说，为了避免有人走关系，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制度，由十几名主治医生轮流分配血液，医生根据所有用血申请的轻重缓急，将有限的公共血分配下去，并且还要将分配结果公布出来，接受大家的监督。

　　在不少医护人员眼中，互助献血成了缺血大背景下的无奈补充，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哪怕这是一个有天然漏洞的办法：“亲友”的概念难以界定，患者找不到人互助，就只能花钱找“血头”介绍血源。

　　事实上，有“血头”通过互助献血卖血牟利已经不是秘密，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但却难以杜绝。一位医生说，大家都知道“血头”的存在，也都痛恨赚这种钱的人，但患者不买没办法，他们只能“眼不见心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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