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家沟:等不来的搬迁
同样的沉陷,也发生在距郝家寨村100多公里外的古交市梭峪乡白家沟村。
“像放炮。”74岁的村民刘海兰告诉记者,就在10月初,晚上还能听到从地下传来的阵阵采煤放炮声。老人睡不着,便摸黑打开手电,照着钟表默数炮声。“夜里八九点钟,每隔5~10分钟就会有炮响,震得窗户呼啦啦的,震得人心慌。”
攀上高高的土坡,记者来到了处于半山腰的村民闫银兰家。还未进院,记者就看到了一堵歪斜厚重的石砌院墙,被一根齐腰粗的长木桩斜斜支撑着。“墙歪得厉害,立不住了,就用木头凑合顶着,可上面又开了缝。”从闫银兰比画的地方,记者看到本就岌岌可危的石墙上面又开裂出了一道道指尖宽的缝隙,让人看得心惊。闫银兰的床铺就紧贴着这面墙。
“歪成这样,塌了怎么办?”记者问。
“没钱能咋办?孙子后半年在乡里上幼儿园,儿子媳妇还得租房(陪读),都得花钱,哪有钱砌墙?”闫银兰告诉记者,自老伴儿去世后,自己便独居在这屋里,别的屋空给儿子、儿媳回来住。
白家沟村因为房屋塌陷,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早已搬走,带着孩子外出就学、居住,只剩下几十位老人留守。走进村子,随处可见残垣断壁、碎砖破瓦,墙壁上几寸宽的裂痕大张虎口,透过外墙裂缝便能看到院内。部分依山而建的窑洞被坍塌下来的土埋住,露出一个个残破的黑洞。
这些裂着缝的墙、张着嘴的洞,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有潜在的危险。
白家沟村的沉陷最早出现于1999年。2007年,该村和古交市另外4个村一起列入山西省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古交市为此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治理工程领导组”。然而,8年过去了,白家沟村的搬迁安置费等系列问题,至今无果,而在现有的资金分担方案中,据村民反映,企业承担的部分始终难以落实,全村的避让搬迁至今搁置。
村主任闫文旺表示,因该村被确定为搬迁村,近10年来,很多政策都享受不到。如村民的房子因为是搬迁房而无法进行危房改造,而在等待搬迁的过程中,因房屋塌陷,老百姓只能在外长期租房居住,增加了不少支出。
采煤沉陷区“悬空村”的存在,令不少村民丧失了对故土的亲近感。
“我们最关心的是,啥时能有安稳房子住?”采访中,村民讨论最多的是住房搬迁。比起住房,对于祖辈劳作的耕地,人们似乎不再有更多留恋。
“村里的地已经裂得不成样子了,地缝乱窜。轻微些的修补修补还能凑合种,严重的地块骡子都能掉进去。”在古交市梭峪乡石佛岩村,村民组长刘永亮带着记者到山上耕地了解沉陷情况。走不多远,长达几十米、宽约几十厘米的地缝便随处可见,且深不见底。更有甚者,如同鬼斧劈山,将整块山体错落开来,立于山体裂缝旁,令人不寒而栗。
“看,这玉米秆的个头就没长够。”在山上一块早已枯黄的玉米地里,刘永亮指着低矮的庄稼告诉记者,因为采空区的水位下降,莫说种田,吃水都是个大问题,再加上下地就是个苦重的活,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留在村里种地。
怎样弥补制度“裂缝”
《规划》显示,2004~2010年,国家启动实施了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山西省治理范围包括大同、阳泉、汾西、万柏林、古交、霍州、潞安、晋城和轩岗等9个矿区约1049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区,安置受灾居民18万余户,受益人数60余万人,项目总投资68.66亿元。《规划》同时指出,全省还有国有非重点煤矿和非国有煤矿采煤沉陷区2000多平方公里,受灾群众约170万人。
依据《规划》,2015年山西开始全面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到2017年,力争完成全省1352个村子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共涉及21.8万户,65.5万人的治理搬迁任务;主要任务是完成采煤沉陷区受损村庄的搬迁安置,集中建设一批功能齐全的居住小区,全面改善和提高采煤沉陷区农民群众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到2017年,让历史形成的采煤沉陷区农民群众基本住上安全房。
《规划》明确,采用搬迁重建方式治理,按户均60平方米进行补助,每平方米造价2014元,户均搬迁成本为12.08万元;治理补助资金由国家投资、省级投资、市级配套投资、县级配套投资、企业配套投资和居民个人出资构成,其中个人占10%;对异地安置的移民新村和沉陷区治理项目用地也有明确安排,凡搬迁村庄具备复垦条件的,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解决。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采空区搬迁安置过程中,土地、搬迁资金、搬迁后村民的就业及生活保障等方面仍普遍存在问题。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今年8月曾对古交和孝义两地的采煤沉陷村治理状况做过调研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玉林。
张玉林介绍,除山西之外,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均存在采煤沉陷区。受地理和地质条件、沉陷范围、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治理方式、治理成效都有所不同,山西的独特性在于,其沉陷范围和受害者的数量在世界环境史上都是空前的,因此其治理任务也异常艰巨。
张玉林表示,作为一项声势浩大的“惠民工程”,山西省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已有10年之久,各级政府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但是就他调查过的村庄治理成效来看,村民似乎是越陷越深,反复求告却始终得不到有效回应,简直成了“被抛弃的一群”,而“沉陷”问题也一直是当地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想强调的是,被调查村的案例所反映出的不只是‘腐败’或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还有整个治理系统的严重缺陷。正是由于治理系统本身存在太多的‘裂缝’,才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和村民在物理上和社会意义上的沉陷。因此,有效的治理需要弥补制度的‘裂缝’,甚至需要重构农村的治理系统。这当然涉及面甚广,异常艰巨。”张玉林说。
对于促进解决采空区治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他建议,需要对已经宣告结束的第一轮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逐一排查、系统总结,以明确究竟遗留了哪些问题,而遗留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又究竟何在,以此作为改革新一轮治理的方式和机制的依据;同时有必要督查治理过程中的腐败、渎职问题,从制度上确保村民的利益免受侵害,防止损害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这本身需要观念的改变。
根据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张玉林教授的建议已经受到山西省委负责同志的重视,相关的总结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沉陷村的人们也在急切地等待早日搬离沉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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