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你运气真好，二孩全面放开了，你可以再生一个了！”收到妹妹的短信，王舒（化名）蹭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有点不敢相信。

　　不过下一秒，她就不再怀疑了。因为，她的微信朋友圈已经被这个新消息刷了屏——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政策。

　　一夜时间，生还是不生，成了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问题。

　　生，还是不生？

　　王舒是新疆人，前年生下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已经是36岁。尽管要再次面临高龄产妇的风险，但王舒还是坚定地想再要一个。

　　不过，因为自己还有个妹妹，王舒并不符合此前“单独二孩”的政策。所以，这个计划一直也没提上日程。

　　“但一个孩子太孤单了。”王舒和妹妹的感情很好，也因此，她始终觉得，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才是最合适的。她甚至想过，大不了交点罚款，也要再生一个。

　　家住上海的文雨（化名）是独生女，和王舒的想法类似，也希望以后两个孩子能有个伴儿。所以，当上海的“单独二孩”政策一落地，她就立马要了第二个宝宝。

　　“我们作为父母，总有一天会比孩子先走。至少，在父母走后，孩子还能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伴儿。”文雨说。

　　让她深有感触的，是身边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朋友。“人到中年，孩子没了，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文雨说，恐怕这对父母这辈子都不会开心了，因为，这世间已经没什么好牵挂的了。

　　文雨的朋友，只是万千不幸家庭中的一个。多年来，“失独家庭”已经成为社会之痛，啃噬着许多父母的心。这也是王舒坚定地想要两个孩子的另一个原因。

　　“谁也不能保证孩子一生没灾没病，如果最后白发人送了黑发人，那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当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消息传来，王舒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就把消息传给了丈夫。

　　但是，不愿生二孩的妈妈也不少，90后新妈妈李雪（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我和老公两个人，除了要养孩子，以后还有4个老人要照顾。两个人的工资养七口人，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再要一个，就是八口，那真是得不吃不喝了。”李雪的这本经济账，彻底打消了要二孩的念头。

　　这也是很多人面临的现实。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消息传出后，不少80后、90后就感慨，“我们竟然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还有人形象地比喻，“421”阵型变成“422”阵型，“中场球员”要被累趴下了。

　　但从事生物科研工作的80后妈妈王云（化名），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压力。

　　“像我们这种做生物实验的，经常会碰化学试剂。所以，备孕少说要提前半年停止实验。再加上生孩子的时间，至少一年半都不能工作。”王云说，除非辞职转行，否则根本不要奢望要第二个孩子。

　　“但现在年纪也大了，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王云说。也因此，在决定要不要生不生二孩之前，摆在很多妈妈面前的，是要不要放弃现在的事业。

　　还有人则面临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年龄。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答记者问时说，据测算，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妇女约60%在35岁以上。也因此，不少人虽然想要，但无奈已经高龄，只能作罢。

　　这种拉锯也体现在了数据上，财经网发起的一项“你会选择生二孩吗”的民意调查显示，18万受调查者中，“会生两个”的人数稍多，占总投票数的33.8%。但“只想生一个”的也不少，占比20.3%。紧随其后的是“想多生个，但碍于经济条件，只好生一个”，占比20.1%；“一个也不想生”的占比12.9%；还有7.4%表示没考虑过该问题。

　　二孩全面放开，谁压力山大，谁喜笑颜开？

　　就在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着“生还是不生”的问题时，与此紧密相连的家政市场、母婴用品市场也激动起来。

　　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家政公司而言，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这样，请月嫂的人就多了，相应地，对育儿嫂、家政等需求也会增多。”该工作人员说，他们今后也会多调配人手，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婴儿潮”。

　　同样感到欣喜的，还有王萍（化名），她是某母婴智能产品电商的产品负责人。

　　“昨天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特别开心” 。王萍说，这对于母婴行业而言，有很大促进作用。“以后孩子多了，家庭需要母婴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也会相应增加。”刚刚创业的她，看到了更大的市场。

　　王培安在答记者问时中也提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从长期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但一些现实的压力也接踵而至，比如，前不久，不少媒体就报道了北京部分医院产床告急的情况。

　　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单独二孩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5.3万人。此外，因为一些民俗的影响，很多避开“羊年”的人，也都争相加入生育大潮，想在“猴年”生个猴宝宝。目前，北京不少医院产科孕妇建档已经超负荷。

　　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是一家二甲医院，该院妇产中心的一位医生就明显地感受到了压力。“产科工作量确实有所增加，之前接诊量大概每天100多，现在增加了一倍”。

　　北京妇产医院则更是人满为患。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时发现，产床的紧俏，还滋生了号贩子的市场。他们或是驻守在医院大门两侧，或是分散在去往医院的必经之路上，每当有路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就会低声问一句：“要号吗？”医院产科门诊的号，也几乎形成了“统一价”，普通门诊300元，如果需要挂副主任医师的号，则需再加100元。

　　迎接新政策，除了产床，还缺什么？

　　在答记者问时，王培安也披露了一组数据：到2015年9月底，全国有176万对单独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请，再生育申请数量平稳增加。在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情况下，2014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7万，二孩出生人数明显增加。

　　受访专家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如何应对增长的人口，还需要多方面做好准备。

　　“首先是医疗资源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一般家庭生孩子，都想选择最好的医院，但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如何在区域内分配医疗资源，特别是产房产床，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此外，陆杰华认为，高龄产妇的问题也需要被重视。“现在‘生二孩’，比较着急的是70后，因此，对于高龄孕妇的医疗卫生服务要跟上，降低因为高龄产妇带来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

　　未来的教育资源，也会因二孩的全面放开而感受到压力。陆杰华认为，教育资源如何分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提到，从决定公布到最终落地，法律、政策等还面临一个衔接的问题。

　　他说，全面放开二孩后，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市的计生条例等，所有的法律条文要做配套修改。同时，此前与计划生育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也要面临调整。

　　比如，王培安在答记者问时明确，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不少人还关心，下一步，社会抚养费将如何调整。

　　同样会发生变化的还有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工作。王培安认为，要把全面放开二孩这件好事办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内容更丰富了，要求也更高了。既要帮助群众生好孩子，又要管控可能出现的风险。需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出生人口动态监测，引导群众合理安排生育，防止出生人口出现大幅波动。

　　“事实上，随着政策的推行，整个公共政策都要跟着变化。”陆杰华说，“此前，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少生优生’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今，二孩放开后，就应该制定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这还需要多方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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