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二战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活下去本身都很艰难

　　郑亚洪，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现已瘫痪，每天靠孙子把她抱到屋檐下休息，老人看到我们走进院子，情绪特别激动，抱着来看望她的钟惠明痛哭不已。

　　新闻背景

　　海南“慰安妇”

　　海南、山西是发现国内“慰安妇”幸存者最多的区域，到目前为止，亲身见证这段苦难历史的慰安妇受害者仅有20人在世，海南有9人，分别居住在澄迈、临高、陵水、保亭四地，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88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了1000多个慰安所，强征超过20万中国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中国被认为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日军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日军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扫荡。除正规慰安所外，日军还在这些星罗棋布的营地、据点、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慰安所，配备大量的“慰安妇”。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调查，海南的“慰安妇”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日军将海南作为日本进攻东南亚的大后方，因此，除本国妇女之外，还从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亚洲各地强征的大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海南是中国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第二，海南本土的“慰安妇”基本上是在村子里被日军强掳，或者是以招工的名义诱骗至军营，绝大多数妇女除被性侵外，还从事体力劳作;

　　第三，海南本土的“慰安妇”有多民族的特点，汉、黎、苗、回等民族的都有，绝大多数妇女被性侵时仍是未成年少女。

　　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了1000多个慰安所，强征超过20万中国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中国被认为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22年的调查，中国已经公开的“慰安妇”共有200多人，其中海南、山西是发现“慰安妇”幸存者最多的区域，到目前为止，亲身见证这段苦难历史的“慰安妇”受害者仅有20人仍活在世上，海南占了9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战争的梦魇却一直缠绕着她们。

　　她们曾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乱世中的美丽却成了阿喀琉斯之踵。

　　她们过去遭受非人的待遇，如今面临着疾病与贫穷的折磨，身心饱受摧残。

　　历史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她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她们就是曾被日军施暴的“慰安妇”，当中也有海南的女子。

　　11月初，海南日报记者跟随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探访澄迈、临高、陵水、保亭四县的9位“慰安妇”。领队的是位70岁的老先生，瘦小的身躯，斑驳的头发，身着棉布衣衫，拿着国产华为手机，朴素低调，又满脸祥和，他叫钟惠明，自称是个普通的中国人。

　　钟惠明是位有故事的老人，在港经商、热衷慈善、生活简朴，这些都不足为奇。令人肃然起敬的是，11月5日，70岁的老人一下飞机，9个小时没吃东西后，简单吃碗路边的馄饨，就驱车前去看望这些老人，冒着雨，马不停蹄地赶路。他一个一个市县地走，匆忙的脚步，只为看望这些曾遭受风霜的老人，他给每位老人送上一个红包、一条丝巾，然后陪着老人坐一会儿，他说，这些老奶奶跟他妈妈的年龄差不多。

　　从2005年第一次为“慰安妇”捐款，到2007年第一次来海南看望这些老奶奶，从此，他每年都会来海南看望她们。他坚持了9年，然而，他却告诉记者，做这些不需要理由。

　　她在床头放了一把刀

　　1926年出生的林爱兰，现居临高县南宝镇敬老院，右大腿筋骨被日本士兵打断，双腿已不能走路，每天坐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一日三餐都需人照料。这位不能正常行走的老人，在1942年12月，参加了革命，曾是一名琼崖纵队抗日女战士。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调查，林爱兰是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沦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老人是打仗的时候，在海口市的某条公路上，被日本兵抓住，成了战俘，继而被日本兵性侵。老人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她说，她被抓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记不清那么多了。

　　陈亚扁，1925年生，黎族人，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现居陵水县本号镇养老院，是海南第二位赴日出庭起诉的老人。

　　陈连村，1926年生，保亭加茂镇毛立村人，一生的经历都刻画在了脸上。

　　黄有良，1927年生，陵水英州镇乙堆村人，双脚已瘫痪基本不能下床，手腕有严重创伤。

　　作为89岁高龄的长寿老人，政府给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300块钱的补助，这是老人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敬老院的房子是一个单间，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与几把塑料椅子。一张床已经占了大半个屋，大概因为老人行动不便，外加海南气候潮湿，床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凑近一看，枕头边放着一把刀，一把生锈的刀。

　　老人的养女告诉记者，“几十年了，她一直在床头放把刀”，从她记事起，就一直有这么一把刀，她认为这是老人用来防身的，有刀在手边，晚上才能睡得踏实。

　　老人喜欢孩子，但由于那段经历，永远的丧失了生育能力，她只能领养孩子，又可惜天不遂人愿，领养几次，都没成功，直到有个接生婆给她送来一个孩子。孩子体弱多病，好多人都劝告她养不活，她不信，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位养女，她如今也是一位母亲了。

　　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老人会给她讲抗日的故事，讲自己怎样英勇地与日本鬼子打仗，所以妈妈林爱兰在她心里一直是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老人有一枚纪念章，只要有人来看望她，她就会拿给别人看，给大家讲当年抗日的事情。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5年，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这枚纪念章，当年，县里的工作人员把它送到了林爱兰的手中。

　　这枚纪念章是她的宝贝，冬天，她藏进贴身口袋;夏天，她放在盒子中。这是她愿意选择铭记的历史。

　　那段遭遇，老人从未向女儿提起，“她只告诉过我她做过女战士，不知道她那件事”，“来了很多人采访她，我才知道”，林爱兰的养女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林爱兰也未曾主动给她讲过那段往事，是有人来访时，别人听不懂海南方言，她给来者翻译，才陆陆续续得知过去的事情。原来林爱兰被俘后，被关进日军的据点，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双手吊起，“往死里打”，并且奸淫了她。

　　这并不是一个特例，在记者采访的9个老人中，没有一个老人主动给孩子讲过这段历史，她们的子女、家人跟林爱兰的养女一样，直到有人来访，方知这段触目惊心的历史。

　　如果说那枚纪念章是她愿意选择铭记的历史，那么这把刀就是她想忘却忘不掉的过去。

　　王志凤，1928年生，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人。耳聋。

　　符美菊，1929年生，澄迈中兴镇土龙村人，现已双腿瘫痪，靠家人推着轮椅移动，但老人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人言可畏

　　每个老人心里都有这么一把刀，“我们是来探望老人的，再追着问，我们就结束吧”，惠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钟惠明，制止了同行的一家媒体的记者向老人们追问过去，“你们不要让她听见了，这是她们的伤心事”，“我们有志愿者了解情况，你们问陈厚志吧”。

　　钟惠明是特地从香港飞来，探望这些老奶奶的。他称这些老人为“老奶奶”，他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理由，碰见了，有能力就管了”。事实上，钟惠明和他的团队坚持做这件事，已经有十多年了，每年至少来海南探望她们一次，除了海南，他们还去山西。他们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每年会带着老人做全面检查，出钱给她们看病，支持她们对日诉讼。

　　这一次，他们给每个老人发了3000元的红包，并送给每个老人一条丝巾。钟惠明亲自给每个老人系上丝巾，丝巾的颜色绚丽，这个时候，老人们满是皱纹的脸会笑成一朵花。“她们跟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钟惠明告诉记者，“慰安妇”的慈善项目每年要花费20万，即便如此，还是留不住这些老人，她们每年都在消失。

　　海南的受害老人中，有很多黎族、苗族的女性，她们本是家里的宝贝女儿，如果没有遭受这些，她们应该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会有一个疼爱她们的丈夫，会子孙满堂。可惜她们生在了乱世，又偏偏天生丽质，出众的外貌带给她们无尽的痛苦。

　　“她们的脸型、轮廓都很美。”惠明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易都是位摄影家，以拍摄人物出名，“如果填充起来，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回程时，易都忍不住感慨。“就是因为长得漂亮，她们才会被日本人抓去，有些是被汉奸出卖献给日本人邀功”，志愿者陈厚志补充道。

　　这些当年如花似玉的“慰安妇”，现在已是身患残疾、满脸风霜的老阿婆了，平均年龄在90岁左右，长期生活在偏僻山区，常年被头痛、腰痛、腹痛、肢体残疾等病魔缠绕，生活艰难。虽然悲剧已经过去70多年，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很多创伤，好几位老人都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病痛时时折磨着她们。

　　其中一位老人60多岁的儿子告诉记者，他记得小时候，他妈妈的口头禅是，“你再不听话，就让日本鬼子把你抓了”。

　　有些老人有丈夫，有儿子，有孙子，甚至有重孙，面对过往，不愿意开口，家里人也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亦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只想让自己的母亲安安静静的安享晚年。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因为人言可畏，有的受害者在自己的村庄无法嫁人，她们的父母只能把她们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村里人骂我是‘日本老婆’、‘日本妓’”，陈亚扁老人告诉记者，无奈之下，她只好躲进了吊罗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直到解放后，她才被政府找回到村里，分得土地。

　　控诉罪行

　　每一个敢于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的老人，勇敢之举的背后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更多的老人则是默默忍受着不可说的伤痛，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曾经是“慰安妇”，害怕伤害到现在的家庭。

　　陈亚扁老人是勇敢的，作为海南最早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她曾三次赴日本出庭，控诉当年日军的罪行。

　　这位勇敢的老人，今年90岁，家在陵水县祖关村委会祖孝村，现居当地养老院。被抓的时候，还不满15岁，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长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里，每天晚上，她都要遭受日本官兵的轮奸，有时两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不等，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不管她怎样痛苦地哀求和拼命挣扎，他们都不理睬，直到昏死过去才罢休。

　　除正规慰安所外，日军当年还在据点、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几乎都是海南本地妇女。她们不仅是日军的性奴隶，还是日军的劳工，被迫做苦力。

　　日军占领保亭南林峒后，开始修建三亚到南林桐的公路，据了解，已经去世的老人谭玉莲，就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当劳工的第二天，她就被日军强奸，随后她与另外三名女性成为日军的慰安妇，白天晒盐、煮酒，还要为日军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则随叫随到，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毒打，被日军奴役直到抗战结束……

　　解放后，村里人都知道她们做过“慰安妇”，没有人愿意娶她们，甚至，还有人在她们背后指指点点，背地里称她们“日本娘”。

　　1957年12月，32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位鳏夫，然而婚后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三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因曾饱受日军摧残，患了严重的妇科病，她先后9次怀孕，其中8次或流产或死产，到40岁时才生了一个女儿。

　　现在，老人们大多浑身是病，头、颈、腰、腿等多个部位伤患疼痛，几乎每个人都有风湿病，有些已不能行走。对她们而言，日本鬼子是魔鬼般的存在，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生活在70多年前耻辱的阴影中，心灵备受煎熬。

　　林爱兰，1926年生，现住临高南宝镇敬老院。她向我们展示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

　　李美金，1920年生，澄迈中兴镇土龙村人。热情乐观的老人，在家门口一直以笑容迎接我们。

　　无言抗争

　　96岁的郑亚洪，现已瘫痪，不能行走，每天靠孙子把她抱到屋檐下休息。她是陈亚扁的同村，现居陵水县祖关村委会祖孝村。她是陈厚志整理陈亚扁的口述时发现的，原来郑亚洪也曾是“慰安妇”。也许是日子太苦了，看到我们一行人，老人的情绪特别激动，抱着来看望她的钟惠明先生痛哭不已。老人只是大哭，并没有说什么，熟悉情况的志愿者陈厚志介绍道，老人的儿子已经不在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孙子尚小，全靠儿媳一人支撑起整个家。

　　记者此时想上厕所，同行的志愿者告诉记者，他刚刚找过，附近没有厕所。

　　老人家没有厕所，老人卧室的居住环境，更是难以想象的简陋，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卧“棚”，一间低矮、狭窄的茅棚。屋里放着一个梳妆台，陈厚志告诉记者，这是之前的爱心人士赠送给老人的。

　　没有生育能力，疾病缠身，这对女人来说，尤其农村的女人，没有后代，没有劳动力，就等于没有一切。

　　生活，甚至活下去本身，都很艰难。

　　虽然难，但她们没有放弃，70多年前，她们都挺了过来，现在更要好好地生活。我们在敬老院看到陈亚扁老人的时候，她向我们吻手问好，她拉着记者的手，放在嘴边，吻了一下，让记者坐在她身边。

　　她一直拉着记者的手，看着我们，眼睛里似乎有千言万语，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握住记者的手，时不时的摩挲记者的手背。同行的摄影师看见这一刻，纷纷举起相机拍照。

　　那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唯独感觉到一只骨瘦如柴却又苍劲有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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