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制造2025》,其核心就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智能制造,着力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但必将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工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城镇化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从而步入一个更加稳健、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加速提升,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约30个百分点,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以及人们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的趋势性变化,巨大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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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清详解当前经济形势: 信心比黄金更可贵

海口网 http://www.hkwb.net 时间:2015-11-24 00:23

  编者按:江西省人大财经委近日举行了今年三季度江西省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文清以详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案例,全面、客观、理性地分析了当前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形势,并立足江西实际提出积极应对的建议,提出若干重要的判断和观点。特根据发言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有一幅富含哲理的插图:一个“9”字三人看,正着看的说“9”,倒着看的说“6”,闭着眼睛看的说“什么都没有”。因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立场不同,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今年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各种不确定因素变幻莫测,股市、汇市、债市、房市涨涨跌跌,尤其是前段时间股市异常波动,今天“高温酷暑”,明天“台风暴雨”,恍如六月天、孩儿脸,冰火两重天,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上演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让人始料不及、捉摸不定。个中原因可能有千条万条,各种说法和观点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一定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观察大势、把握大局,始终保持定力、稳住心神、稳住阵脚。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可贵,忠诚比什么都重要。要强化使命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确保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这里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到底怎么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怎么认识和把握这种“时和势”?我想从四个维度来作些分析探究。

  首先,从远景瞻望的视角看:世界形势与全球格局,可以概括为“东升西落,中国复兴”。历史上,我国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以宋朝为例,当时经济总量一度占全球80%,而美国峰值时也只占全球30%;宋朝开封的人口达100万,而伦敦那时才1万5千人。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走向衰落。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又使人类文明的重心逐渐向东亚迁移。去年,我国生产总值达11万亿美元,美国16-17万亿美元,日本6万亿美元。很多分析认为,中国将重返经济总量最大国地位,中国经济也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这在十几、二十年前很难想像,那时美国主流媒体没有多少关于中国的新闻,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中国,不太在乎中国发生了什么。但如今,世界500强企业开董事会讨论企业发展战略,大多都会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关注因素之一。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在纪念开播10周年采访时,问到嘉宾感觉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人说,过去中国企业家想做世界级企业很难,但现在乃至将来,往往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就可能是世界级企业。可以说,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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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近中期预测的视角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金融危机影响深入演化,全球经济仍步履维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球经济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1%,比7月份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现在,国际需求不断下滑,国际贸易仍在萎缩,前三季度增速仅为2%,是前几年的1/3左右,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差,而且多年来首次出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低于发达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未转化成强劲的现实推动力,9 月份全球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为50.6%,跨国公司制造业布局也呈现本土化趋势;各国都在去杠杆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外部环境仍复杂多变。特别是美联储对于启动加息游移不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扩大,美元升值导致我国资本外逃风险加大。从以往经验看,但凡美国基本面良好导致加息预期上升时,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市场振荡即如家常便饭。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不确定因素,不仅直接加大我国出口的难度,也对国内工业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等造成影响,并给宏观政策制定、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挑战。

  再次,从主要经济体表现的视角看:发展呈现“冷热不均”,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美国,去年10月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松绑多项经济监管措施,刺激私营领域经济活动加速,去年GDP增长2.4%,是自2010年以来增速最快年份,失业率降至6%以下的“充分就业”区间;今年二季度GDP增长2.7%,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复苏趋势明显。欧盟,去年GDP增长不到1%,希腊债务危机实际是欧洲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社会福利制度矛盾的缩影;今年二季度GDP增长1.5%,尚在温和复苏。同时,欧盟各国还在为国内低迷的经济以及政治问题焦头烂额,非洲和中东非法移民及避难者人数的激增又让他们疲于应对,给本不明朗的经济形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所谓“三箭齐发”的安倍经济学未取得预期效果,经济增长乏力,去年GDP增长1.3%,今年二季度增长0.8%,短期很难有大的起色。新兴市场经济体,去年GDP平均增长4.4%,今年上半年也不乐观,巴西负增长2.6%、俄罗斯负增长4.6%,印度在调整统计口径后增长7%。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目前仍保持在30%左右,就是前三季度6.9%的增速,增量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

  最后,从全球区域竞争的视角看:各国在产业变革和贸易布局调整中,都体现出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角逐。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其一,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更加重视实体经济,重塑其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全球制造业发展将呈现新格局。美国深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目标在于巩固并长期维持经济霸主地位,近年来建设多座研发基地和创新网络,重点开展3D技术等高端技术研发,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欧盟发布了“一个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的“新工业政策”,确定了欧盟工业的核心地位;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通过“网络+工业机器”,以智能制造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德国工业4.0倍受关注,即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促进虚拟网络世界与实体物理系统的融合,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建立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智能制造模式,使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以及服务与服务间互联,实现生产由集中向分散转变、产品由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规模化定制生产转变、由客户导向向客户全程参与转变,这将带来一次颠覆性变革。现在,各国都在加强对高技术产业的前瞻布局,将其作为提振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正是顺应“工业4.0”潮流,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大举措。其二,贸易全球化呈现新动态、新趋势。比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等12个国家达成了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实际上是由美国主导的新型自由贸易标准,将对世界经贸规则体系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如不加以妥当应对,可能威胁我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TPP 不仅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还涵盖投资、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领域,将对我国的出口等带来严峻挑战。但辩证地看,这也绝非洪水猛兽。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建立起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球配置资源新优势,我国在国际规则中有了更多话语权。比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拓展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消化过剩产能、加速实现崛起,而且能够借用“丝绸之路”大通道,穿越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实现欧亚一体化,并利用“海上丝绸之路”,把东南亚串起来,通过印度洋辐射到非洲,贯穿其中的除了经贸合作,还有文化融合、外交战略等考量;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多国出资合作,并通过杠杆放大资本规模,总部设在北京,覆盖了除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实质上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开始形成和发挥另一套金融体系的作用。2000多年前,孟子就曾讲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当今时代之事,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处于胶着状态,其不确定性犹如遮天蔽日的雾霾,需要我们慧眼洞察,从风云变幻的表象中看清本来面目。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

  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面对瞬息万变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对众说纷纭的观点和看法,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以世界眼光、辩证思维看问题,遵循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感觉,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清醒认识、科学把握:

  (一)我国经济运行既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也拥有多重动力强劲支撑。习总书记就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四个没有变”的科学判断。从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随着国家财政政策加码,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的增加,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的扩大,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实施等,为“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注入了新动力,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前景仍然广阔。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有定力,并把这种信心和定力,积极有效地传导给企业和社会。

  从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看,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涨跌互现”、结构分化的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有波动、势仍向好”: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6.9%,其中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4%,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1.4,涨势温和;PPI(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下降5.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财政收入增长7.6%,财政支出增长1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5%;进出口总额下降8.1%,其中出口下降1.9%、进口下降15.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7%,超过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单位能耗下降5.7%;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3.1%,新增人民币贷款9.9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1.9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现一定波动,并不意味着经济出现了趋势性下滑,我国经济并没有失速风险”。尤其是,在世界市场萎缩、自身基数很大情况下,保持现在这个增长速度也实属不易。据测算,现在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经济规模,相当于5年前1.5个、10年前2.6个百分点的增量。而且,今年以来就业持续增长,人民收入持续提高,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因此,我们要系统、全面、辩证地看待分析,既不能只看涨不看跌、盲目乐观,也不能只看跌不看涨、丧失信心。而要在经济向好的时候,能够科学判断不利因素并做好应对预案;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以宽广的眼界和过人的胆识找准突破困局的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但增长终究是趋势,一时的数据高低或市场起伏不能改变这个大势”,“越是在前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坚定信心”。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及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对凸显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以及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我们既要充分正视,又要认识到,这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一定水平之后必然经历的正常调整,既不视若罔闻、掉以轻心,也不惊慌失措、过度焦虑。尤其在新常态下,行业间、区域间的经济走势明显分化,每个省(市、区)的情况不同,每个领域、每个行业的表现也不一样,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就全国而言,经济运行下行空间有限,逐步呈现“弱企稳”迹象。从投资看,在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基建投资单月增速将提升至20%以上,但制造业投资一时难有起色,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受阻,明年可能面临更大压力。从外贸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但出口整体仍较低迷,新出口订单从去年10 月以来低至荣枯线之下,对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出口增速也呈现下降趋势,四季度整体低迷的外贸状况难有扭转,全年增速可能降至负值。从消费看,总体稳中有升,住、行等排浪式消费逐渐过去,但网络、旅游消费逐渐升温,综合来看,消费趋势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善,四季度消费仍将保持10%左右增长。从企业看,实体经济仍较艰难,新产业、新业态还难以弥补传统引擎放缓形成的缺口,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较弱,前三季度企业投资增长率10.3%,连续14个月下行,企业新开工项目仅增加2.9%,1-8月企业利润率同比下降1.9%,许多产品接近盈亏平衡点,制造业PMI继续低于荣枯线,工业增加值维持低位,而且增长放缓趋势还在蔓延。为此,央行宣布从今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且,为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正向激励,对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次降息降准是央行自去年11月以来的第6次降息、第5次降准。据测算,这次降准降息释放的资金规模约7千至1万亿元。从实行“双降”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是全球经济体竞相放开流动性水闸,全球利率水平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央行和瑞士央行都实行负利率,宽松政策犹如“击鼓传花”,在面临需求低迷压力加大情况下,投放流动性是必要选择。而从我国自身需要看,推出“双降”旨在为实体经济“供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量化宽松”。降准有助于为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提供一个较宽裕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有助于对冲外汇占款萎缩的负面影响;降息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实体利率进一步下行,提高企业投融资积极性;定向降准则将引导资金流向“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不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提振实体经济,还须综合施策、假以时日。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源自于经济运行中逐步显现出的新趋势、新亮点。经济结构调整逐步优化,服务业增速快于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占了GDP的半壁江山,达到51%;消费率达58.4%,今年国庆期间消费旅游同比增长17.9%;创新驱动的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前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10.7%;就业继续保持平稳,新增就业1066万人,超过全年计划的1000万人,调查失业率为5.22%,特别是随着创业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大学生失业率趋于下降,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空间大,目前城镇化率为55%,去除公共服务不同步等因素,实际城镇化率只有36.6%,通过小城市、小城镇和广阔农村扩大消费还有很大潜力;有效投资的余地仍然很大,比如通过卫星遥感测算,全国还有1亿多人居住在棚户区,尤其中西部铁路、公路、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及“海绵城市”建设等仍有很大投资空间,目前我国公共设施人均存量仅相当于西欧的1/3、北美的1/4,国内西部地区又是东部的1/2,差距也意味着后发优势和潜力。习总书记上个月访美前接受采访时指出:“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综合来看,我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广、政策工具多,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现实支撑。因此可以预见,“十三五”经济运行仍将保持“稳中有进”的主基调,在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影响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下,前半期经济增长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但后半期随着改革、创新红利加速释放,逐渐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将促进经济增速的抬升,并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我们要善于拨云见日,看清本质和主流、看到希望和未来,把握机遇、主动作为。

  (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既处在一个关键转折期,也是一个机遇窗口期。我国经济要像前几年那样超高速增长不太可能,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房地产也不可持续,必须推进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和发展动力转型,更多通过改善供给体系和结构,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同时,作为发展中大国,也要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可预期的合理区间。就像一个人一样,既要身躯的健壮,又要思想的成熟、涵养的提升。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以“弱复苏、慢增长、多风险”为特征的新常态,我国经济则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方式已是“不转不行”。有分析认为,过去30年,中国产业发展的成果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即以廉价人工和土地造就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巨量投资构建的基础设施网络、快速的技术追赶和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而目前这四个“支柱”正在不同程度地呈现失落态势,成为推动产业加快转型的倒逼压力。究其原因,这既与观念转变、政策举措、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也与特定阶段的客观支撑条件尚未根本变化、路径依赖性强有关。比如“十二五”,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种现实需要。但现在经济出现下行,主要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落后,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效益下滑,光靠扩大内需已难以奏效也非长远之计,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正在递减。展望“十三五”,围绕“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保持经济增长的任务仍将位居首位,因为我国GDP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 排在世界第80位,还有相当数量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发展仍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保证财政税收、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有合理的增速,才能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条件。但必将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工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城镇化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从而步入一个更加稳健、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分析来看,未来五年,全面创新将进入战略突破期,更加注重依靠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引领全球创新潮流,更加注重营造创新创造的风尚,激发全社会的活力;生态文明建设将上升到更重要位置,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将成为一种时尚,节约资源、绿色生活将成为大众的选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加速提升,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0% 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约30个百分点,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以及人们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的趋势性变化,巨大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民生建设将步入“升级期”,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强,特别是7000余万人的脱贫将成为一场必胜的攻坚战。同时,改革作为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将成为“十三五”的重头戏,包括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以及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农业农村改革等,以制度变革获得生产力的新解放。


  当今时代,新技术正在改造和重构经济,为发展转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历史契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环保节能、航天、军工等,促使一系列传统行业和商业模式面临着全新竞争、彻底改造甚至全面颠覆;三维(3D)打印、云计算、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服务制造和普惠金融等众多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蓬勃涌现,使我国作为后进赶超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但在变革的时代,如果把它看成机会,就是机会,成功者正是在挑战危机中诞生成长、谋求跨越。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大家较为关注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两个话题。

  首先,关于“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作为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制造业的每一次变革都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着手实施自己的复兴计划,纷纷布局先进装备制造业,倾其全力发展智能制造。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确实还比较大,除了流水线工人们勤劳的双手,无论是高精尖技术,还是流程工艺,都还难以匹配“制造强国”水平。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资源的趋紧,中国制造因升级滞后带来的阵痛加剧,过去那种“一块钱就能拿地办厂”、“每拧一颗螺丝钉都能赚钱”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今,先进的制造技术不断发展,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特别是智能制造方兴未艾。有专家形象地描述: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的体力劳动的解放;计算机的运用实现了部分脑力劳动的自动化;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则必将进一步解放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新常态下,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美国、德国等国兴衰的历史也表明,产业升级的快慢,决定着一国的命运。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美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把握机遇、迅速实现了产业全面升级,先后超越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跃升世界前列。而二战之后,日本、韩国等从一百多个国家中脱颖而出,主要也是促进并保持了产业的快速升级,成功实现现代化。而南美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滞后,产业升级梗阻坎坷,导致经济增长低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于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制造业的升级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否能够成功,关系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制造2025》,其核心就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智能制造,着力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9月29日,我国又正式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锁定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级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大领域作为主攻重点,同时在这10大领域又分23个重点方向,每个重点方向再分数个重点产品,着力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抢占竞争制高点。国内一些省、市对先进制造业非常重视,加紧布局,抢滩智能制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泉州制造2025》,提出“产业共生、协同创新、智能制造、品牌拓展、服务增值”五个方面,着重实施“提升九大产业集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采取三大攻坚行动和大力推行绿色制造”四大战略任务;浙江最近发布了一份智能制造三年计划,提出用3年时间使全省规模以上智能装备产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年均增长18%左右,建成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智能制造平台,培育50个智能制造特色小镇、10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哈尔滨推行科技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智能装备、无线通讯、精密电子器件、先进复合材料产业四个专项,重点支持机器人及成套装备、传感器、基于北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比如,机器人行业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一环,随着智能制造相关规划陆续出台,其热度不断提升。机器人行业之所以被大力推广,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制造业生产一直以资源和劳动力取胜,但随着老龄化加深,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相比之下,机器人的成本正朝着低于人力的方向发展,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汽车产业已经进行了机器对人工的转换。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黑灯工厂”,大家熟悉的富士康、华为,部分厂区也开始用机器人组装手机。可以说,从扫地、下厨到巡逻、组装,机器人的全应用时代正在来临。据统计,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在过去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2%,预计未来5年仍将维持30%以上的增长。

  其次,关于“互联网+”。互联网是我国发展比较好的领域,互联网规模、网络规模全球第一,宽带规模全球第二,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10亿的博客、微博、微信用户。以互联网为平台打造现代信息经济,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必然选择,“互联网+”又被称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性“核武器”。由于互联网强大的渗透力,倒逼传统产业加速与互联网融合,万物互联实现远程控制和生产,对工厂带来极大方便和效率,为产业的技术更新、市场发展、产品培育迈向“中高端”提供了不竭动力。同时,“互联网+”将互联网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不断赋予民生、医疗、教育、交通等传统产业新的活力,催生和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已展现出极大的创新创业活力,正在重塑社会创新体系,为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拓展了新的空间,成为推动业态模式创新的新引擎。《华盛顿邮报》刊文《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认为中国最可怕的,不是每年发多少论文,而是中国的年轻人开始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在现实生活中,淘宝、京东、微信、阿里和腾讯金融、滴滴打车等,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互联网带来的深刻变迁。而作为互联网的延伸,物联网利用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联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联,使得产业内的联合成为未来必然趋势,也为实际应用领域打开无限可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则大胆预言:“一个高度个性化、互动化的有趣世界——物联网即将诞生。未来将有数量巨大的IP地址、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以及虽感觉不到却可与之互动的东西,时时刻刻伴随你”。总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在这个巨变之下,无论是企业家、决策者,还是自然人,都不能用既有经验指导现在、走向未来。看一个产业、一个企业有没有潜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看它离互联网有多远。必须既深刻理解传统商业的本质,又不乏互联网思维。


  关于金融风险。近年来,伴随着劳动力、资源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占比较大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普遍较为困难。而金融行业蓬勃发展,货币信贷高速增长,资产价格快速攀升,但也出现了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的趋势。相当部分信贷资金被用于资本市场投机,或者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不仅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相反,银行对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惜贷、慎贷,甚至抽贷、停贷,关键时刻断了“粮草”,企业逃跑废债现象有所增多、“三角债”问题抬头。截止8月末,全国金融不良贷款总额1.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比年初增加4716亿元,提高0.35个百分点,地方融资平台的财政代偿性风险有所上升,金融风险的复杂性、隐蔽性和传染性明显加大。比如前面提到的“双降”,对其可能产生的正向激励和负面影响都要作全面客观的预估,做到“趋利”而“避害”。毋庸置疑,货币政策的宽松可以起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供流动性、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稳增长仍靠一些前期计划推进的中长期项目实质性落地,企业融资需求激活缓慢,由此“双降”所释放的流动性无法快速与仍不景气的融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向真实信贷需求转化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发挥金融作用、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把握好融资结构,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行为。一个地方,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就说明金融血脉不活络。同样,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非法集资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有一种说法,“商业银行是二十一世纪的恐龙”,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了加快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特别是要注重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创新引擎打造、并购重组增效的支持作用。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高投资率与有效投资不足、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货币信贷宽松与融资难融资贵等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且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在70%左右,其中,美国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的平均水平在66%,而我国只有40%左右。不少地方对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依然将银行等同于整个金融体系,忽视了券商、各类产业基金以及VC/PE(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的作用,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破解。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当下,应更加重视繁荣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深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创新金融品种;发展小银行、微小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等,从多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金融之血给养实体之躯。

  关于房地产风险。虽然房地产呈现温和复苏态势,但价格、销售与投资分化明显。要清醒认识到,房地产将面临长期周期性调整,今年总体企稳,明年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从今年三季度情况看,随着上半年购房需求持续释放,政策利好的边际效应趋弱,3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有所下滑,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虽继续回升,但势头趋缓,且结构分化明显,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均上涨且涨幅相对较大,二线城市同比涨跌互现,三线城市同比仍然全部下降。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即期住房相关消费的增长,其形成的财富效应也有利于稳定居民消费信心。相反,如果房市价量齐跌,抵押物的市值就会随之下跌,银行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这样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破产,连锁反应则涉及上下游行业的投资进一步下行,从而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还关联着地方政府的信誉和社会稳定。有一句话说得好,“当下的危机背后往往有更大的危机”。目前,我国房地产“去库存”正从阻碍销售回暖向开发投资传导。今年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下降3.5%,创2009年2月以来的新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降至18.0%,是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最低值;受此影响,地方项目与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均下降至2001年以来的新低。房地产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保持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房地产市场也需要优化结构,尤其要避免盲目建设购物中心。现在,传统商业旺区的街铺,转让难、出租难问题越来越突出,“提袋消费”日益被网购取代,商铺价值逐步下降,“一铺养三代”越来越困难。但有的地方违背商业地产供需规律,把购物中心、城市综合体当名片,或者倾向以此打造升值潜力更大的商圈,提升周边地价,进而增加当地税收、就业等,导致购物中心供求失衡。由于购物中心关联着相关业态,同时也涉及产品供应商、经销商、地产开发商、商业地产营运商、银行、物流等相关服务商的利益,如果购物中心倒闭,带来的连锁反应大。必须认真研究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商业地产供需状况,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关于债务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启动去杠杆进程,我国2009年以来则快速加杠杆,债务率有所上升,目前才进入去杠杆阶段。从政府层面看,由于近年来政府投资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地方债务不断展期。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投资需求不足情况下,形成了以高速铁路等基础建设为代表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但是在PPP模式仍处于落实阶段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扩张加大了财政压力。同时由于房地产业投资趋缓,依附于土地的地方财政出现困难,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和城投债、公司债来破解城市建设发展的资金瓶颈,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现金流,使得地方债不得不通过展期和置换来缓解,这就构成了远期财政压力。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下降至5.4%,同比回落2.7个百分点,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1%,同比回落5个百分点,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同期最低增速,有6个省财政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可能低于年初预算。而财政支出增长,中央和地方则分别达到了15.3%和15.0%,财政压力蕴藏着一定风险。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中央扩大了专项建设债券发行规模,增至6000亿,以扩大财政支出。但债务风险仍总体可控,我国债务率为56%,与美国的100%、日本的250%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政府2.3%的财政赤字率在世界上也不算高,同时地方债务70%以上属投资性、有回报的,与西方国家的债务主要用于福利支出的情况不同,并且现在采取“开正门、堵后门”的原则,地方债券发行也更加规范化。从企业层面看,受经济下行、PPI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资产负债状况不断恶化,影响企业盈利。产销不畅、利润下滑、资金周转放缓导致企业债务链趋紧,并有沿产业链逐步蔓延趋势,特别是一些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或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货款回收困难,进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在PPI持续下跌情况下,企业实际利息负担很高,进一步加剧债务链紧张状况,使企业被动加杠杆,这种状况造成企业违约、贷款展期、“借新还旧”现象增多,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趋势,资金外流、非法集资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关于产能过剩风险。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即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达到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难以幸免,形成行业性亏损。我国的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行业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前些天我到萍乡了解到螺纹钢才1800元/吨,就是“白菜价”。今年以来,钢铁价格下降幅度超过20%,水泥、平板玻璃价格降幅均超过10%。产能过剩还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昨天还很紧俏,今天达到饱和,明天就可能过剩,这实质上也是企业更迭、产业升级的过程。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概莫能外,必须密切关注,不能刻舟求剑、盲目跟风。

  关于股市风险。前段时间股市震荡下行,成交额大幅萎缩。比如,沪市股票日均成交额从6月份的9600亿锐减至9月份的2800亿元。习总书记出访时特别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波动而改变”。目前看,我国股市调整已大致到位,将保持大体平稳走势,股市异常动荡的风险也将会引起更高关注和防范。我们可以回顾分析一下,股市暴涨暴跌的原因,从中更好吸取经验教训。首先,股市缘何暴涨?这其中既有前期股市持续低迷和估值较低、居民大类资产配置调整的内在需求、社会各方面对各项稳增长促改革政策措施预期等合理的必然因素,也有财富效应出现后投资者跟风入市、杠杆资金加速推动、股指期货过度投机、媒体舆论集中唱多等非理性因素。所以,去年7月后,沪深股市在经历5年熊市后开始全面上涨,到今年6月12日,上证综指上涨152%、深成指上涨146%、创业板指上涨178%,不断发生着“造富神话”。今年3月至6月,新开户数猛增5900万户,沪深市场日均成交额达1.97万亿元,单日最高成交额达2.26万亿元,各类投资者大量买入股票,推高股市价格;场内杠杆资金规模急速上升,融资、信托、基金公司买入巨量资金,市场过度炒作热点板块,很多股票价格严重脱离基本面等。其次,股市暴跌又为何故?主要是因为前期加速上涨后,市场估值过高的问题凸显,巨大获利盘积压、预期出现分化等触发市场下行。今年6月15日开始,股市大幅快速下跌。随着获利盘逐步离场,杠杆资金主动减仓或强制平仓进一步带动股市下跌,部分机构大规模卖出获利盘锁定收益,6月15日至19日,一周内沪深市场市值缩水即超9万亿元。股市大面积跌停,引起投资者恐慌,巨量抛盘积压在跌停板,市场流动性陷入枯竭,股市风险又向债市、汇市、大宗商品等市场传导,导致系统性风险凸显。为此,后来多部委联合开展救市,包括组织各类资金维护股市稳定,提供市场流动性;缓解中心市值股流动性紧张状况;为证券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缓解融资融券平仓压力;化解公募基金流动性危机和巨额赎回问题,释放市场风险,促进股市回归自我调节。这次“股灾”所反映出的监管制度、资本制度缺陷,包括杠杆交易过度、缺乏有效熔断机制、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需要在今后加以重视和解决。有句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保持清醒、未雨绸缪,才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反之,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失去应有的警觉,缺乏正常的预判和认知,就势必把社会大众引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当危机真正袭来,就可能引发更为剧烈的恐慌,造成更多非理性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个问题:江西经济到底怎么办?

  今年以来,面对动力多元、挑战多样、风险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希望、三个着力”重要指示,立足优势、趋利避害、积极作为,在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江西经济实现平稳运行,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列。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2%,比上半年提高0.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全国第5位,同比前移了2位;财政总收入增长13.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6%,税收收入增长10.2%,比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77.6%,比上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9.8%,高于全省投资3.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4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5%,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上半年提高1.5和0.5个百分点。刚才,同志们在发言中还谈到其它一些指标增长情况,确实来之不易。从数据上看,江西“风景这边独好”,显现出不少新的亮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难、稳中有忧”,主要是投资后劲不足,消费需求不旺,新开工项目较少,实体经济困难。从主要经济指标看,除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资、贷款余额等指标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销总额、进出口总额等呈放缓趋势。现在虽然保持了9.2%的增速,但新的增长动力还难以完全对冲下行压力。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保持定力,深入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提出的“五年决战同步全面小康”目标,深入贯彻“十六字方针”,努力推动江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前些天,省委专门召开了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研讨座谈会,对我省未来五年发展谋篇布局。结合当前形势,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是积极布局和推进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大势所趋,以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环保为特征的制造模式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要坚持以智能制造为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加快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研究制定江西智能制造十年规划、实施意见和若干专项规划,从条件成熟、需求迫切的行业和领域入手,以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为载体,培育一批智能制造大型骨干企业,带动一批配套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形成一批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作用强的智能制造集聚区和产业园区。着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研发、生产、营销、管理等环节。古人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要加快生产装备、制造工程的数字化、智能化,鼓励企业广泛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落后的生产设备,大力开展人工转机械、机械转自动、单台转成套、数字转智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安全生产率。其次要大力推动生产模式、经营模式的网络化、智能化,依托生产企业、信息化服务商、科研机构成立工业云产业联盟,建设工业公共云服务平台,开展产品设计、制造、管理和商务各环节在线协同,提升整个供应链运行效率;支持和鼓励行业骨干企业在工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产品营销及服务等环节的智能决策水平和经营效率,建立客户大数据库,开展用户消费行为分析,开展有客户参与设计的定制化生产,提升精准营销、精细服务水平。着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市场,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核心能力、高附加值的支持,没有发达的服务业就没有强大的制造业。要从“需求”与“供给”两个层面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围绕工业企业产品研发、生产控制与优化、经营管理、节能减排等关键环节,提供专业定制、购买租赁、咨询服务等多层次的服务。以信息技术为融合载体,鼓励制造企业积极发展精准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运维和在线支持服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个性化设计、多元化融资、便捷化电子商务等服务形式,使产业价值链重构为一条既包含制造业价值链增值环节,又包含服务业价值链增值环节的融合型产业价值链,具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和增长潜力;引导有条件的企业从提供设备向提供设计、承接项目、实施工程、项目控制、设施维护和管理运营等一体化服务转变,推动企业经营活动的重心由单纯制造、单纯服务转向服务与制造相互融合转变。当前,要集中资源加快推动我省现有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比如,景德镇陶瓷产业,要顺应个性化定制潮流,加快推动产业的价值链组织方式、生产模式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跃迁。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可以直接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据此组织和安排生产。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面向海内外市场,与国际知名家具、厨柜设计、加工企业联手,发展高端产品,为世界名流量身定制,产品全球唯一、终生可以追溯。同时,把前端的工业设计、文化创意,与后端的产品货币化、物流配送等发展起来,如配套建设中国(景德镇)陶瓷产品交易中心、商品登记中心、评估鉴定中心,完善服务经销商的网络小贷、信用担保公司,提供高度便利的电子交易、支付结算、价格发现、仓储物流、质量监控、商品交收和供应链融资等中介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产业价值链。


  二是聚焦重点提升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迎来了服务业的“黄金时代”,但目前服务业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随着服务业对相关产业的日益渗透与融合,这种“木桶效应”愈加凸显。必须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领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举措,研究制定江西服务业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促进服务业规模扩大、比重提高、结构优化、特色彰显。优先发展基础条件好、产业优势明显、带动作用强的重点行业和事关全省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集中资源实施一批服务业“灯塔项目”,培育和建设一批全国知名服务业企业、品牌和示范园区。一方面,加快发展金融、科技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突出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服务业向制造业生产全流程、全产业链的渗透与融合。比如,金融方面。按照“产融结合”的思路,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全能多样化金融服务体系。可考虑设立省级政府集中统一的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将产业扶持和补贴资金集中起来,采用市场化运营,通过资本市场“定增”、创新项目“跟投”、战略性基础项目“引进”等多种手段,培育创新产业和创新项目。支持设立网络小贷公司、网络保理、网络担保、信用保证保险、再担保、要素市场等创新型金融机构,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扩大项目融资。依托“互联网+”行动,加快发展互联网小微企业增信“大数据”平台,建设全省统一的权益类交易所、金融资产登记确权机构和交易市场、服务周边省区的旅游和大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及收付结算平台等创新型金融资源配置平台,增强金融集聚和辐射效应,培育经济新动能。大力推进融资租赁,推广大型制造设备、施工设备、运输设施、生产线等融资租赁服务,鼓励工业园区加强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展厂房及设施融资租赁服务。中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已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掣肘。要着力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市场,建立企业信用信息中心、信用协会等信用服务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搭建中小微企业大数据平台,将企业的实缴税金、贷款历史、贷款需求等信息全部纳入中小微企业数据库,做好企业融资需求信息与金融机构产品信息的动态整合,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提升信息准确性和对称性。进一步理顺担保和中介环节,为打通企业融资链条提供“润滑剂”。提供更多低成本、长周期的直接融资,如支持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建立区域性股权转让场外交易市场,发行区域集优集合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通过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银行减压、为企业增资、为投资增利,有力支撑中小微企业发展。物流方面。加快从低集中度、分散型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型,建设一批组织化程度高、辐射力强、特色鲜明的物流园区,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物流骨干企业。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中间环节多等导致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问题。积极依托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在线支付等技术,建设省级物流综合信息服务网,形成覆盖全省、联接各地重点物流园区及物流企业,并与国内其它重要物流信息平台形成链接的物流信息发布、信息共享和交易平台。尤其是以南昌和九江、赣州、上饶、鹰潭、萍乡为重点,打造一批以百万人口大城市为轴心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并依托其港口资源、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建设,积极引进国际物流企业及其管理经营经验,建设综合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发展仓储、运输和电子商务等,优化报关、退税等专业服务,着力提升流通产业发展水平,推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增强我省吸引聚集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一方面,推动文化、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服务业改造升级,促进创意设计、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比如,健康养老产业。当前,国家正在致力推进“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总体上,我国的大健康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5%,加拿大、日本等国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0%,而我国的健康产业仅占GDP的4%-5%,潜力很大。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健康产业的发展空间更加可观。要充分利用江西生态优势,加快推进“医养融合”,采取PPP等新模式,引进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疗养机构,发展医疗养生养老服务。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医疗”,将成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增进人类福祉的一项重大革新。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改造医疗行业,提升医疗行业的用户体验,通过三甲医院、社区医院、第三方医疗机构的三方联动,将信息资源、医疗资源、服务资源在线上线下打通,打造整个互联网医疗生态。同时,统筹协调推进互联网、大数据等软件产品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在数字教育、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安居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如整合共享数据资源,应用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分析等产品和技术,发展交通运输信息化服务;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开展手机即开型彩票销售试点等。有人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旅游像是“寒冬中的腊梅”。国民需求的支撑、消费升级的驱动、技术进步的引领,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常态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呈现出观光游和度假游并存、线上线下互动的旅游新常态。要按照“软硬兼济”的思路,加快发展旅游业。一方面,以打捆包装项目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扩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智能旅游移动服务平台、家庭旅馆建设;另一方面,着力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针对目标人群,发展文化创意、休闲度假等延伸性产业,拓展发展空间。比如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鼓励大、中、小学的学生到景德镇开展体验式教学,做好旅游、文化融合文章。


  三是以“互联网+”带动农业转型升级。扩大物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加速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土壤检测、生产成本与收入分析、定制播种计划、田间智能监控与预警(天气、病虫害等)等农业信息化与实体的农资结合,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测,应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实现精准农业,降低单位成本,提高单位产量;依靠互联网技术推动农业信息化管理,实现工厂化的流程式运作,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以巨大数据搜集、信息平台建设等技术服务需求,发展农资电商,扩大农资产品销售空间。同时,依托区位优势,瞄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港澳台等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城郊型、效益型现代农业。如面向上海、浙江市场,利用高铁等现代交通条件,在上饶建设集冷藏加工、检验检疫、物流配送、贸易流通、第三方冷链物流为一体的大型农副产品交易基地。坚持把农业发展和扶贫攻坚结合起来,政府可以统筹扶贫资金,集中扶持建设一批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并与高校、中学和一些大型企业、机关食堂对接,保证质量、保障供应,既让食品安全有更好保障,又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一举多得、共建共享、相得益彰。

  四是加快培育现代企业集群。针对大、中、小企业分类施策,给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注入源头活水。着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多“铺路”、“赋权”、“造血”,让企业担当创新的发起者、主要投资者和成果使用者。建设高水平研发创新合作网络,如通过建立产学研结合科技园、技术孵化中心和创新联盟等,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支持;鼓励支持引导大型企业在高校开办研究机构,充分利用高校的科技优势为企业生产服务;探索推动研发机构法人化,让研发机构从企业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法人实体,激活创新动力。同时,依托我省高校、职校较多的基础,大力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开展“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组织企业与学校共建兼有教育、生产和服务功能的培训中心,如引导江西航空职业学院与洪都飞机工业集团等对接合作,培养高级技能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这对学生和企业员工的创新创业、创意激发及提高企业竞争力都有积极促进作用。着力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加快省属国企股份制改造,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大力发展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尽快打造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鼓励集团资产注入上市平台;对主业不突出、资产质量较差、盈利水平较低的企业,加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重组力度;鼓励非国有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等形式参与国企重组或增发。着力推动企业配套组链。对各支柱产业龙头或产业链关键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订单组织+融资租赁+物流体系便利”等多种手段,争取更多龙头“下单企业”转移我省落户,实现最大程度的本地“产业垂直分工”。当前,要准确研判宏观经济形势,科学评估对产业、企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影响,了解产业的转移和演进规律,善于发现“潜在投资者”,遴选和锁定招商目标企业,并逐一摸清“底细、底牌、底数”,深入分析其发展需求,尽可能给予拟引进企业产业链配套的支持,真正实现产业链招商。比如,台湾的精密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前些年往内地转移,主要是因为台湾综合成本高、大陆市场需求大;近两年,大陆沿海地区的用工成本不断攀升,而中西部企业正逐步成为装备更新的主力,给其供货时,跨区域运输的物流成本不断上升。因此,这类台湾企业考虑将大陆的生产基地由沿海向西部转移,尤其是向西部经济活力最强的重庆、成都和西安“西三角”地区转移。但往西部转移也有顾虑,主要是建厂成本较高,人员培训时间和投资回收期比较长,对于能否开拓较大市场没有把握。要结合企业产能、行业地位、产业布局、销售地区和对象等方面情况,了解和遴选需要引进的龙头企业;与央企合作,设立金融(或融资)租赁公司,协助其解决设厂初期的资金筹措问题;有步骤地建立或者寻求定向合作院校,建立针对目标企业的劳动力培训基地,并在仓储物流和员工住宿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尽量争取他们转移到江西落户。

  经济是个常抓常新的重大课题。把脉大势、了解新知,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开拓视野;面对挑战、蓄势突破,需要我们在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勇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新常态下,最为可贵的还是有信心、有行动、有作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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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外网] [作者:] [编辑:王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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