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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教师性侵幼女 18万精神康复费索赔缘何撤诉

海口网　http://www.hkwb.net　时间：2015-11-25 07:22

　　失控的母亲

　　11月15日，记者初访小马。脸上写满疲惫的他，发顶尽显稀疏，与他未足而立的年龄很不符。

　　作为12个受害儿童的家长代表，事发后，小马一直四处求助，上北京、赴上海、闯银川，靠贩养肉羊为生的他，由于疏于照料羊群，羊只染病死了不少。近来羊价大跌近半，靠羊为生的他，前后损失了二三十万元。

　　他的低迷不振，曾被人们解读为生意受挫，但在沉默许久后，他向记者吐露了真正的“心结”。

　　“孩子这事出来后，我媳妇儿的性子变得暴躁。原来她最疼这个女儿，现在没事就拿她撒气。每次进羊回来，儿子就会悄悄告状，说妈妈又骂姐姐了。偶尔忍不住时，女儿也会直接哭诉，说我不在时，妈妈又打她了怎样怎样……”

　　小马因为生计，经常要在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奔波，一年365天，一半以上的时间不能着家。

　　在有数的几天居家的时日，为女儿的事和媳妇儿闹别扭，就成了家常便饭。“事发后，女儿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夜半突然吵闹，怎么喊也喊不醒。一到这时，我媳妇儿就会骂她，而我就会骂我媳妇儿。最后，就是我开车离家，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在车里呆上一天。”

　　小马告诉记者，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媳妇儿。他们当地的文化风俗，将女人的“贞洁”看得很重，女儿遭性侵这事一出，观念保守的媳妇儿，难免会认为她变得“很脏”，不再“干净”。

　　“最冲动时，她甚至对女儿说过‘你怎么还不去死啊’这样的话，每到这时，我就感到心痛得不行！”

　　面对来访的客人，小马的女儿会以这样的姿势迎客：依墙而立、身体前倾、双手低垂、眼光躲闪。一眼望去，像是个犯了错甚至正在悔罪的人。

　　“我就是‘恨’她，恨她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小马的媳妇儿这样向塔拉解释，后者是来自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持的援助律师。

　　在塔拉眼中，小马媳妇儿的这种“自我辩护”，其实是另一种自责，是在为自己作为母亲的保护“失守”寻找出口，只是在下意识中，她把对自己的不满找茬发泄向了孩子。

　　中国科学院保护儿童及家庭心理支援中心主任龙迪博士，长期进行遭受性侵犯的家庭经验的跟踪研究。

　　在她看来，国外研究已经证实，遭受性侵犯的经历并不必然导致受害者的终生心理创伤，家人给予的支持最能减少孩子的心理伤害。反之，家人如果不能给予孩子正向的帮助，很有可能“在孩子伤口上撒盐”，对孩子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

　　“性侵害发生后，不光是孩子本人，他们的家人也亟须专业的心理干预。可惜的是，专业人员和现有的政策法规，在关心孩子的同时，常常忽视帮助其家人治愈疗伤，导致家庭难以给孩子未来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龙迪认为。

　　无奈的撤诉

　　在12个受害家庭中，老白的家境属于下等。因为他们夫妇，始终在家务农，靠六七亩地种玉米谋生。

　　“玉米一年只产一季，按每斤1元左右的价格，1400斤左右的亩产，收入约1400多元。扣除化肥、人工、水电等，一年的总收入在六七千元。”老白告诉记者。

　　老白家有两个孩子，出事的是老大。按老白的描述，至今为止，女儿仍然胆小怕人，“天一擦黑就不敢出去”。

　　在黄振辛被提起公诉的同时，1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为受害儿童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代为提起附带民事的赔偿请求。他们向黄振辛及教育主管部门等五被告，为每位被害人提起连带赔偿各种损失约19万元。

　　“这笔钱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出处。其中约18万元，是心理专家对受害女童逐一测评后，给每人开出的约18万元的后期心理康复费用。”小田家的代理律师、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吴晖说。

　　四部委《意见》出台后，吴晖一直关注性侵儿童的心理康复费落实情况，并进行了多方调研。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损害和必然发生的损失，而精神康复的费用没有涵盖在内。四部委的《意见》，首次将性侵儿童的精神诊治费用，纳入赔偿范围，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亮点。”就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而言，吴晖认为，相比人身创伤，她们的心理创伤可能更严重。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在事发半年后，奔赴当地为这12名受害儿童做过一系列心理测评。在他提供的《受害儿童心理创伤症状评估表》中，有三名女孩的心理创伤程度达到5分的最高分值，平均分数为4.7分。

　　在这创伤度最高的三人中，就有遭母亲“唾骂”的小马的女儿。

　　“春风网”是大陆第一个预防性侵犯、援助遭遇者的公益平台，创始人隋双戈博士说：“童年时期的性伤害是最严重的心理创伤之一，其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往往是长期的，需要尽早和系统的心理干预。”

　　去年5、6月份，12名受害儿童赴银川做过四五次心理咨询，这笔费用为每人1800元。

　　“一审开庭时，我们提出了18万的心理康复费用。依照法律，法院只支持‘已经’发生的费用，所以，走判决，每个受害人只能得到1800元的赔偿。”吴晖介绍，18万元的康复费用很难“一次性”得到解决，后期的康复费用只能以‘实报实销’的方式，花费一笔索赔一笔，“并且需要向被告人提起诉讼追讨”。

　　对于老白和他的家庭来说，在1800元的判决，和5万元的维稳调解款之间，选择并不难，因为这笔钱是他家七八年的总收入。

　　“我不要1800元，只想要这5万元。”老白的声音听上去微弱但很坚定。他的选择代表了更多家长的意见。在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律师们放弃了法律上的突破判例，选择撤诉并签订了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