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
新京报:现在回忆2011年7月24日那场新闻发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自己怎样评价?
王勇平:关于那场发布会,社会上的评价已经很多了。我怎样评价并不重要,我只能说,我尽到了我的职责,做了我该做的事。
新京报:当时你在发布会上的处境是怎样的?你对媒体的态度抱怨吗?
王勇平:当时场面比较混乱,参加发布会的媒体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加上2011年新媒体刚刚兴起,我们对如何在那种舆论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还没有经验;又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高铁事业有很多不同看法,铁路自身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次事故死伤了那么多人,媒体反应强烈,甚至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作问责的对象,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问题。
新京报:你当时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吗?
王勇平:开发布会时距离事故发生只有26小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连事故现场都没来得及去,只能公布一些当时能够掌握到的事故发生概况,更细致、更深入的情况都还不清楚。
新京报:面对围在台前追问的记者,你发言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王勇平:对这次事故,我也非常痛心,因此我能够理解他们。追问事故的真相是记者的责任所在,作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满足他们的知情权。
新京报:发布会后,记者不愿意离开,将你围住,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
王勇平:宣布发布会结束后,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提问,于是冲到台上把我围住,有两名记者把我两只手抓得紧紧的,说不能走。我就在那种状态下继续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努力保持着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静。
新京报:对于你的标志性语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这两句话,你后悔吗?
王勇平: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或许换一种表达可能更好些。“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它是有语境的。当时网络上盛传埋车头是掩盖证据,掩盖事实。我回答说我下飞机时,问接机的同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给了我一个解释,说掩埋车头是为了便于继续抢险,因为当时抢险现场狭窄,有一个泥潭,必须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继续的救援。事实上,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故,任何方式也掩盖不了。其实话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可是为了得到媒体朋友的信任,我又补充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至于“这是一个奇迹”,这个话是回答关于小伊伊的提问。提问说在铁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车时发现一个活着的小生命。当时列车已经经过了多次地毯式的搜救,并且生命探测仪也显示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不可能在还有生命的情况下停止救援,事实上铁道部一直也没有停止搜救,即便是起吊列车时,也是分层起吊的,这才有可能发现幸存的小伊伊。小伊伊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感到是一种奇迹。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答复。
新京报: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生气了?
王勇平:我没有理由生气。我是在诚心诚意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能说回答的好与不好,但是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有人说我当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是误解我了。我在发布会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这既是对死者和伤者,也是对全社会表达铁路方面的深深愧歉。
新京报:你在会上有短暂的保持微笑状态,这是你的习惯吗?
王勇平:我认为当时表情始终是凝重的。至于网络将我某个瞬间说话的表情截屏定格,认为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这是不客观的。发言人面对媒体保持微笑是一种尊重,也是我的习惯。但这是一次有着重大伤亡的事故发布会,我的心情始终很沉痛,至于我出现了习惯性的微笑表情,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媒体以此认为我漠视逝去的生命,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场新闻发布会重来一次,你会用什么样的表现来应对?
王勇平:你说的是假设,历史不会重演。即使历史重演,我仍要承担我的责任,但是我会考虑得更全面、更稳妥。
新京报:你对那场发布会的表现打多少分?
王勇平:这个分不应该由我来打,我只能接受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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