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期间经常和母亲视频聊天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免职的?
王勇平:铁道部党组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大概8点的样子,我从办公室回去,在走廊遇到部领导。他说,勇平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问题吧。
新京报:当时你有心理准备吗?
王勇平:没有。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主持铁道部的新闻发布工作不合适,所以我们想给你调整一下工作。现在华沙铁路合作组织正好需要一个委员去,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新京报:你当时就同意了?
王勇平:对。他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吗?我说没有条件。第二天党组上会的时候,就这么通过了。
新京报:当时没有公开说过你被免职的原因?
王勇平:对,人事变动很正常,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是因为过错变动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部领导找我谈的时候,他也说舆论现在炒得这么厉害,但这不是你的过错。
新京报:你们的谈话没持续多久?
王勇平:非常简短。说完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回去收拾东西。第二天上班大家还有一些工作来向我报告,我就告诉了他们我工作调整的事情。
新京报:离开时,对自己的工作会有不舍吗?
王勇平:人都是有感情的,何况我在这个岗位工作了整整8年。当时的那种心情,更多的是对新岗位的期待。
新京报:在波兰期间,会有特别难熬的时候吗?
王勇平:没什么特别难熬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传统节日的时候,特别想念自己的母亲,她80多岁了,非常希望我早点回国。开始是打电话,后来她竟然学会了QQ视频。所以下了班之后,我回到住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母亲先视频一下。
新京报:你回来之后,铁道部变成了铁路总公司。
王勇平:这是铁路改革的重大举措。铁道部换牌那天,我正好在白俄罗斯参加一次国际会议。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你说对于铁道部没有留恋吗?不可能。我们都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宣传者。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悲剧人物”
新京报:你恨过当时报道你的记者吗?
王勇平: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们之间没有私怨,只不过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已。
新京报: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在突发事件时被推出来,你会觉得委屈吗?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个悲剧性人物吗?
王勇平: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很充实、有意义的,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自己是悲剧人物。
新京报:但你确实经历了挫折。有没有反思过,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王勇平:我也经常反思自己,对自己也有很多不满。就这次事件来说,我对发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预料不足,主观上太过自信。尤其是一些个性化的语言,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下表现是不合适的。
新京报:你曾经在书里写道,“放下,放下,通身放下”。现在想来,你放下了吗?
王勇平: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也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记者 贾世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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