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儿子常追砍家人 父亲忍痛下毒将其砸死

　　不吭气的父亲

从外面看到王军的家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王军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时认识的。王军第一次来李家时，他甚至连饭都不好意思吃。回忆起这些事时，李艳芳难得地笑了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发觉，姐夫这种不爱吭声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乱发脾气砍人时，李素英有时会跑出来找她，但王军却从来不跑。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分出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着石头在后面吓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见了这一幕，而王军只对王健说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然后扶起车，继续往前走。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有回来。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军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的一段独处时光。

　　父亲的决定

一位村民在指认案发现场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对于儿子神经质的喊叫，王军或许早已习惯。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闷了23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王军。

　　“本来也不想看见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门都会上上，他喊门俺也不开。”李艳芳又想起王健对她的“恶”，“俺劝他不要犯病，他就对俺拳打脚踢的。”

　　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哎，‘神经头’把他爸砍死了没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儿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叹说，“他爸会怎么判，会死吗？”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他在外面拿车撞死了，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本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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