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济南市经五小纬六的秦老太如今已是75岁高龄，本该安享晚年的她最近却被一纸证明搞得身心俱疲。“我老伴去世了，我想让儿子继承房产，但公证处需要提供我公婆的死亡证明。他们上世纪逃荒到马来西亚，60年代已在国外去世，如今我们去哪里开这份证明呢？”

　　“75岁老人被要求开生于晚清时代公婆死亡证明”，这是某门户网站的新闻标题，指向性非常明确：这又是一个折腾人的“奇葩证明”。不出所料，绝大多数网友都被新闻带着走了，各种质疑和吐槽蜂拥而至。“奇葩证明”当然人人深恶痛绝，吐槽“奇葩证明”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舆论时尚，但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一句：难道每一个看上去很难办或者有悖常理的证明都是“奇葩”吗？

　　无可否认，要证明生于晚清，且从未见过面的公婆已经死亡，对秦老太及其家人来说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情。但要知道，老人是否死亡，不仅关系亲情，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能靠主观判断，而应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根据《继承法》第十条规定，财产继承的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对于秦老太的儿子来说，他的母亲、姐姐和爷爷奶奶都同意放弃继承，他才能办理过户。如果继承人中有人去世，就需要出具其死亡证明。可见，公证处要求出具死亡证明，并非有意刁难，而是严格按法律办事。不妨换位思考，如果公证处也和大多数网友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奇葩证明”，那么其公信力反而应该值得怀疑。

　　“奇葩证明”层面不穷，大大增加了办事成本，让民众疲于奔波。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误区：“奇葩证明”究竟奇葩在哪里？很多时候，奇葩的不是证明本身，而是办证明的过程。比如最典型的“证明我妈是我妈”，看上去十分荒谬，但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子女因户口外迁，迁出地与接收地的户籍管理部门未能做好对接工作，就会导致信息缺失，这时这种证明其实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在公民的户籍信息已经实现互联互通的背景下，这原本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证明，可能敲个回车键就能完成的事，但由于相关职能部门相互推诿扯皮，把办事成本转嫁给了普通民众，最后变成了一件无比复杂的事情。

　　事实上，在一个法治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关于公民身份和财产的各种证明会越来越多，只不过有些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这当然会带来不便，但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对此，网友和舆论不应盲目地去质疑证明的合理性和存在意义，而应更多地反思如何简化法律和行政程序，尽可能地降低办证成本。

　　以此事为例，有律师支招：秦老太的儿子可以原告身份起诉其他继承人，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房产过户问题。这当然是个办法，但绝不是一个好办法。一来成本过高，二来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问题显然在于，对于类似情况，法律上为何没有一个更妥善的解决办法？是不是存在制度死角？相关职能部门能否提供相应的帮助，而不是让民众毫无效率地奔波？说到底，每一个“奇葩证明”的背后，都存在着法律和制度的缺失以及职能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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