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颁诺贝尔奖：为人类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

　　12月10日，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让我国科技界乃至全国人民再次为之骄傲和振奋。其实，自今年10月消息传出，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科技界一直在思考：中国的下一个诺奖在哪里？怎样让中国科技界出现更多的屠呦呦？

　　屠呦呦获诺奖显示中国科技的繁荣进步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贺信中所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排）出席颁奖典礼。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家的成果被国际学术同行所熟知。”在祝贺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说，他在出访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时候，从国家元首到当地老百姓，无不对青蒿素这一克疟神药心存感激。

　　据陈竺介绍，他曾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士路易斯·米勒有过一些交流，当路易斯·米勒在谈起屠呦呦的贡献时，眼睛里闪着泪光。还有很多外国科学家，也是怀着这样的崇敬之情谈起屠呦呦，谈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尽管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许多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却唯独与诺贝尔奖无缘。此次屠呦呦获奖，终于实现了这一零的突破，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我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陈竺感慨地说：“中国科技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代。”

　　抗疟药研究之路曲折而漫长

　　许多人并不了解，抗疟之战由来已久，而抗疟疾药物的研究之路也充满曲折。

　　1978年6月17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青蒿素研制成功的重大报道，并断言“这是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也是继国际上治疗疟疾的药物——氯喹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次日，《光明日报》继续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文章《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对青蒿素的研制过程做了全面而生动的解读。文中提到的“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而这距今天屠呦呦获诺奖，竟过去了37年之久。

　　疟疾不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还严重影响军队行动，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有太多例证。资料记载，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为此，美国成立疟疾专门委员会，组织几十个机构参加研究。至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已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仍没能找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人民军也同样遭受疟疾的困扰。越南领导人在访问“同志加兄弟”的中国时，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帮助研制新型抗疟药的请求。为此，主席和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受疟疾侵害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任务立项。

　　记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了解到，我国军内从1964年起开展抗疟药研究。1966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设计出防疟1号、2号片，使预防时间从7天延长到10天至14天。但鉴于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京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自此拉开了军民合作，共同研究抗疟新药的序幕。项目以开会的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之后，先后有七省市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至1969年，已筛选化合物及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万余种，但仍然没有取得理想结果。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一行三人来到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邀请相关专家加入抗疟药物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指令中药所成立了科研组，屠呦呦任课题组组长。也正是从那一刻，屠呦呦与青蒿素结下不解情缘。

　　屠式发现与大团队合作的机制保障

　　如果说屠呦呦在40多年前发现青蒿素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在成功的偶然中，一定有着某种必然。

　　屠呦呦的执着坚守，是最终成功提取青蒿素的关键。据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料记载，当时中医研究院是“文革”重灾区，科研工作全面停顿，课题组初期也仅有屠呦呦一人。屠呦呦回忆说，接受重任后心情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但她坚信，依靠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医药，一定会找到办法。她从本草研究入手，不厌其烦地收集、整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又精选编辑了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后进行实验。但之后因种种原因，“中草药抗疟”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直到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自此，屠呦呦重新挑起重担，重新建立课题组。

　　她说，当时由于丈夫被下放到在云南的“五七干校”，家里孩子小无人照看。为了不影响工作，干脆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要给事业让路的。”

　　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的煎熬后，1971年10月4日，编号为第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这一成功最终证实了青蒿的抗疟作用。随后，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

　　在那个年代，聚全国学科优势大团队合作的力量，也为青蒿素发现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和平台。1978年11月28日，在扬州召开青蒿素鉴定会时，主要研究单位就列了6家，主要协作单位竟有39家之多，参加鉴定会的人员达100多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缺少先进仪器设备，工作量又如此之巨大，需要这样的协作保障机制。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所说：“‘523’项目集全国精英之力，那是一种建立在团队精神之上的、永远不会过时的中国特色研究模式。”

　　融合让传统医学汲取营养并绽放光彩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与屠呦呦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们每天三顿饭都在食堂吃，聊天的机会多。他说，人们只知道，学西医出身的屠呦呦取得成功是受到中医药启发，但并不了解，她也曾系统地学习过中医药。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但在1959年至1962年，她参加了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如果没有那三年的系统学习，她可能不会想到从《肘后备急方》里面去找灵感，想到采用乙醚低温提取这一关键性步骤。

　　正如中医药的传统技术方法给屠呦呦以创新的灵感，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也是中医药和现代科学融合的结晶。“医学发展没有必要去刻意计较传统与非传统、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说。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国谈道：“古代典籍中说好的东西，并不是简单拿来就都可以用，数千年来，中医基础理论一直伴随时代发展向前推进，一刻也没有停歇。传统医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也需要从当代最先进的理论与技术中不断汲取营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掘和发展，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姜廷良表示，屠呦呦的成功也启发我们思考，怎样更好地探索总结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律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领域。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中，应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创新研究布局，打破行业和单位的界限，推进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使之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出现更多的屠呦呦需要什么

　　“获得这个奖，我并不觉得怎么样，我倒是觉得青蒿素真正能救命，能让很多人免于死亡更重要。即使不给我这个奖，但能救很多人，也值。”获诺奖后的屠呦呦对张伯礼院士说。

　　陈凯先院士在谈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时说，她经历了多次失败，但仍坚持不懈，坚持创新，不盲目跟风，不急于求成，这些都是一个科学家非常宝贵的品质。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也在科技界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说，我们的科研到底要干什么？从哪出发？其实简单概括，科学研究一定要以造福人类为价值导向和根本宗旨。只有真正为人类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陈竺也同样强调，科学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中青年科学家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放弃追逐那些简单的数量指标，放弃所谓的光环诱惑，扎扎实实做好学问。

　　“科技创新还需要用改革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更多的创新提供政策空间。”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谦说，创新需要系统集成、联合攻关、协同合作，需要组织机制的保障。如形成更科学、更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评价机制；下放科研评价和人才评价的权力，给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避免科研资源浪费和无效配置等，从而形成最优质的创新土壤，更好地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唯有如此，才能出现更多像屠呦呦这样勇攀高峰的科学家，才能让中国早日成为创新型国家。 

　　（光明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田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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