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亿人,这是当下中国流动人群的总规模,相当于两个日本、3个德国或4个英国的人口,全球最大。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接近3亿。
这个庞大人群有自己的故乡,但生活在他乡,享受不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他们也是所居住城市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但居住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他们还不能平等享受。
“漂”在异乡,心却难“泊”。包括居住证制度在内的户籍制度改革,牵动着亿万人心——此前,各地探索已经开始。12日,国务院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一个以常住人口全覆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改革路线图,开始更加清晰地呈现。
薄薄一张居住证,能否让他们获得幸福和安定?未来,他们还有哪些期待与憧憬?新华社记者南下北上,奔赴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研居住证制度的发展沿革,记录下一张张居住证背后多样多彩的百姓故事。
从“暂”到“居”,一字之差带来的生活变迁
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们的故事也就从岭南讲起。
深圳,中国发展最快的移民城市。1850万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就占了七成。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的北京人臧建鸣,至今还记得他1995年到深圳,第一件被告知的事情是要去办一张“边防证”。毗邻香港的深圳当时执行非常严格的外来人员管理措施。没有“边防证”,到了深圳也进不了特区。去单位上班后,他又办了一张“劳务暂住证”,有效期一年,每年都要去重新办理。
“不办不行啊,随时可能被盘查收容遣送,睡觉都不踏实。”他回忆说,有一天下班很晚,他忘记随身携带暂住证,便被拦在布吉关外,费尽口舌才回了家。
一定程度上讲,臧建鸣的忘性只给他带来些小麻烦。曾经因为一纸“暂住证”,全中国人都知道了一个到广州求职的湖北籍大学生--孙志刚。他的身亡推动了收容制度的改革。
2008年8月,深圳市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第一时间办理了居住证,臧建鸣十分高兴。从“暂住”到“居住”,一个字的变化,他感觉到了这座城市和一个国家流动人口管理的巨大变化。
“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终于不再是'暂住’了。特别是居住证还带了一些福利,比如我原来办理港澳通行证必须回北京,有了居住证后在深圳也能签注了。”臧建鸣说。
深圳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处长沈莉瑛介绍,2008年版的居住证面向所有外来人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办理2185万张,基本覆盖全市外来人口。这版“居住证”“以掌握外来人口信息为主要目的,附着的公共福利有限”。
同样是外地求职大学生,来自河南的深圳大学商学院应届毕业生陈东坚信,大城市的大门靠自己的本事就能打开。
陈东的信心来自今年6月起深圳开始实施的新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新版“居住证”更加突出服务性,居住证持有人可享受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社会保险、房屋租赁等多种公共福利,相当于“准市民待遇”。截至11月,已有62.8万外来人口办理了新版居住证。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个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标语,正通过由“暂”到“居”一字之变,逐步成为现实。
臧建鸣又有了新的感叹:“我觉得,居住证还要继续淡化不同人群之间的福利差异,让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让每一个来深圳寻梦的人找到家的感觉。”
居住证,想要拥抱不容易
烤串、烤螺蛳、烤大蒜……江西南昌,谢江华和谢晓明夫妇经营着一个烧烤摊,真功实料换来一批忠实“粉丝”。
老家湖南岳阳有岳阳楼,赣江之畔有滕王阁。生活环境和红火生意让他们并不怎么觉得自己该被归到南昌市22万流动人口之中,除了女儿欣怡的教育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他们曾经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幼儿园。
2011年,南昌市正式用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制度。依据配套政策,持有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人员子女可享受本地居民同等权利。2014年,6岁的欣怡进入南昌最好的小学之一--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就读,本已准备送孩子回老家的夫妻俩喜出望外。
现实中,不是所有非户籍人口都能像南昌的谢氏夫妇、深圳的臧建鸣一样,得到一张附带公共服务功能的居住证。对于很多身处特大城市的“漂一族”来说,那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31岁的软件人才王晗2006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应聘到北京中关村的一家IT企业开始了“北漂”生涯。至今,他的家里还放着一张为了买房买车办理的“暂住证”。“这些年,我都是'暂住’在自己家里。”谈到居京生活种种不便,他东北式的幽默里,透着几分无奈。
王晗一直记着件别扭事:7年前他和公司同事为了谈一笔国外业务去办签证,因为该国对中国的签证政策和户籍挂钩,和他同去的北京本地同事很顺利便申到了签证,而他的户口所在地不属于优惠政策范围,大费周章才拿到了签证,差点影响到工作计划。
2003年起,北京开始实行被称为“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制度。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以上学历,或拥有中级职称的紧缺行业高端人才可申请,拥有者在子女入学、购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享有北京市民待遇。
“看着要求不难达到,但申请的人特别多,而且手续非常复杂,所以我放弃了。”他说。
所幸,王晗妻子找到了一份能解决户口的工作。今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有了“北京户口本”的太太让他少了个后顾之忧。“如果我妻子没拿到北京户口,我们买房要受限制,孩子可能会送去私立学校,算下来10年内的经济成本大概要增加300万元吧。”他说。
王晗只是“北漂”大军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北京市从2000年至今,每年平均新增常住人口6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级市。在北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日益接近极限、严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来常住人口成为城市公共福利覆盖不到的人群。
怎样在“为外来人员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双重目标中保持平衡,实现人与城市协调发展,成为摆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准市民”到“市民”,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一纸薄薄的户口,竖起的是一道外来人口与居住城市之间的“玻璃墙”。
拿到居住证,从“编外市民”成为“准市民”,过程尚且不易,从“准市民”到“市民”的路途又会有多远?
2014年7月,万众瞩目的户籍制度改革拉开帷幕。相关改革意见中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让在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暂时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能够逐步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专家指出,居住证制度为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完成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过渡阶段,是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的重要手段。
各地在多年改革实践中,已经通过积分入户等形式,探索梯度化赋予基本公共服务的新模式。
2006年,27岁的刘均来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不久后便申请办理了上海市居住证。那时,上海虽已实施了居住证制度,但还没有和户口制度衔接。“都说没有户口将来还得回原籍养老,我虽然还年轻,但心里还是有些担忧。”刘均说。
2009年,上海公布了“居住证转户籍”办法,刘均终于看到了成为“上海人”的希望。根据办法,凡满足持有上海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在上海参加社保并缴纳个人所得税满7年、在上海获得中级以上职称等五项条件的,可以申请上海户口。
上海“居转户”政策实行年度总量调控,符合条件的持证人员需按规定排队轮候办理。
这些年里,他结婚生子,凭居住证让孩子上了上海的公立幼儿园。2013年年初,刘均的居住证一满7年,他就立马申请“居转户”。又经过一年等待,如愿以偿拿到了上海户口,他的孩子也就在这一年跨进小学的门槛。“我认为这个居转户制度很公平,体现了权责对等、梯度赋权”。
在市场资源自由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下,像刘均一样渴望融入上海的外地人飞速增加。叶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02年从江苏考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并拿到了居住证。
为了达成“居转户”条件里“中级职称”的“硬杠杠”,叶辰在这家薪水微薄的事业单位“熬”了五年半。3年前,“熬不动”的他跳槽去了企业,换个方式总算够到了“社保基数达到上海基数的两倍以上”的门槛。
居住证已满7年的叶辰现在正忙着准备“居转户”的材料。“总体上我还是很认同这个制度,它打开了一个口,给了我们希望。”叶辰笑着说,他打算在户口落下时买房和女友结婚。他的脸上满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无数外来者在城市打拼的同时,城市管理者也在努力。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朱慧芬介绍,按照上海居住证管理制度,如果积分达到120分,除了廉租房、低保等之外,其他公共福利与正式户口几乎没有差别。
记者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经出台居住证制度,其中有超过20个省区市明确提出了从居住证到户口通道的制度设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无不秉承着对外来者开放包容的气度胸襟。如何通过居住证改革打破户籍制度的坚冰,让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能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弱者有其助?亿万人在等待着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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