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所谓的霸权完全不搭。网络空间是不需要霸权的,尤其是不需要一个霸权国家,它需要的是为建设公共性质的网络空间秩序或者行为规范,提供一些支撑和支援的这样一个行为体;网络空间也会回报,你提供这种东西后,你的发展、你的获益会比那些不提供的国家要多些,但是这不代表网络空间的行为规则就由你说了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其实已经称霸,但是美国能够为所欲为吗?不能。
观察者网:1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关注最多的还是互联网审查这样的老问题,鲁炜主任的回复也很强硬。中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采取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外界正确理解?
沈逸:中国政府在管理互联网的政策调整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去追求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这个国家利益和外界的认可是一致的,那最好;但如果它的方向和外界的方向有差异,那肯定国家利益优先,也就是说,我们判定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如何判定和看待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这种互联网管理政策判定标准,不是外界说好还是不好,而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国家互联网管理政策和今天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坚信或者确实发现,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这种管制,那就要管制,如果发现我们要适度放松,就适度放松,如果要换一种方式,就换一种方式,这一切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标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理解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解释,你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可以跟你说,但不代表我们要按照你说的来,我们的底线就是国家利益。别人基于利益冲突不喜欢你,我们也不可能为了让别人喜欢而放弃国家利益。
观察者网:在网络治理领域,我们过去一直谈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的运行规则基本被美国和西方把控,中国很难插足。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是不是有利于打破这种局面?
沈逸: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想想看,在全球多边机构、公司、非政府组织里面有多少中国人,多少美国人?我们的公司、非政府组织有没有系统培养人才进去?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学习20世纪的日本,当时日本为了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把联合国里所有日本人能够做的有影响力的职位都加入日本人,然后制定一个十五年、二十年的发展计划,然后过了十五年、二十年之人们发现,这些职位上都是日本人。ICANN里面就一个中国人李晓东,这远远不够啊,应该多一些中国的技术面孔在管理顶层,中国应该在关键治理机构的核心岗位人选和名额分配提出改进方案,而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一个声音,要细化。中国要提升自己现实的治理能力,要一步一步去做。第一保持信心,第二不要盲目乐观,第三,要勇于实践。在乌镇开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观察者网:如果说全球网络治理要建立新规则,您认为这个规则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沈逸:“互通共享共治”嘛,这个东西一定要为和平和发展服务。具体的说,不仅要能够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而且能让各个国家尤其是技术欠发达的国家从中获利,这才是关键。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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