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反腐六亮点:打虎节奏未放缓通报频现新提法

　　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已持续到了第三年。回顾2015年中纪委反腐工作，无论是打击领域、力度的不断扩大，还是反腐方式、特点的创新；无论是国内反腐和海外追逃，还是贯彻严惩同时不忘制度建设，这一年，中国反腐，突破不断。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和盘点了这一年来中纪委反腐工作六大亮点值得关注。专家表示，新的一年我国反腐工作仍会强力推进，从重视打击腐败到偏向与反腐制度相结合，实现从“不敢腐”逐步转向“不愿腐”、“不能腐”的更高要求。

　　31省份实现“打虎”全覆盖

　　1月4日是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纪委网站挂出一则消息,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首个工作日，中纪委就火力全开了。

　　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两位副部级高官相继“落马”。此后，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徐爱民、福建省原副省长徐刚等一批高官也相继进入打虎名单。直至11月，随着时任上海副市长艾宝俊和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的落马，“打虎”实现了31省区市全覆盖。中纪委的此番动作也再度敲响警钟：反腐无死角，打虎无禁区。

　　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打落66“虎”,当过“一把手”的超过四分之三。去年落马的三十余位“老虎”，从级别上看，苏荣落马时的级别最高，为副国级；白恩培、朱明国、周本顺、苏树林为正部级，其余为副部级。其中，周本顺、苏树林落马前分别是在任的省委书记和省长。

　　从区域分布上看，山西省被查处的最多，有8人；其次是江西省共有5人；再次是黑龙江、云南和内蒙古，被查处的高官同为4人；而江苏、河北、四川被查处的高官则同为3人。仅这8个省份就有34位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被查处，占据了被打“老虎”总数的多半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表示，反腐是发现和打击腐败分子，中央反腐败“打老虎”实现了全覆盖，一方面符合中央一贯坚持的反腐败策略，即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中纪委31省份共打落66“虎”，这么多省部级官员落马，同时这也说明我国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另一方面也宣告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打老虎”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每月都有中管干部接受调查

　　全覆盖并不等于“打虎”就此止步。2015年，反腐已成为中国政治最常态的词语之一。这场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已经深入到每一级政府组织。无论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是偏远地区都实现了反腐全覆盖。

　　去年落马的“老虎”当中，也创下不少“第一”。7月24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违纪被查，他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位在任被查的省委书记。10月7日晚，时任福建省长苏树林涉嫌违纪被查，他也成为了十八大以来第一位在任被查的省长。

　　除了这两位，被查的正部级官员还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另外，去年年中股市剧烈动荡，反腐利剑首次进入投资金融领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和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利剑闪烁的寒光中相继落马。在体育领域，6月份，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涉嫌违纪被查。环保领域，原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7月份被查，成为环保领域落马的“首虎”。

　　在国企领域，反腐力度更是不减。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中国一汽董事长徐建一、东风汽车总经理朱福寿等相继落马被查，而武钢董事长邓崎琳退休不久就被查。

　　截至目前，中纪委2015年对外发布的纪律审查消息中，接受组织调查的中管干部共计37人。2014年为38人。两年数量大体相当。每个月都有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

　　从分布领域看，接受调查的37位中管干部分别来自地方、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数据的背后，是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立场，是“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同时也反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正在向纵深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分析，八项规定以来，反腐败始终坚持不懈，值得肯定，但是坚持下去，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长期斗争，越往下越难。

　　巡视全覆盖反腐无禁区

　　翻看中纪委这一年的“打虎”成绩单，不难发现，所谓“反腐转段”“一阵风”等论调不攻自破。2015年，中纪委实现了巡视的全覆盖和派驻机构的全覆盖。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金融机构已经全部被织进党内监督的大网。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从未被派驻纪检组的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政协机关，也在3月底被派驻了由中央任命的纪检组组长。

　　去年6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审议通过，使十八大以来有利于巡视“利剑”作用的新做法被制度化。同时，中纪委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亦显示出强大的掌控力。以往由当地长期任职干部升任省级纪委副书记的惯例被打破，如刘明波从中央纪委副秘书长任上“空降”安徽，担任省纪委副书记；曾在中央纪委工作近13年的王舸调任陕西，任省纪委副书记；曾任中央纪委七室主任的黄文胜调任贵州省纪委副书记。

　　时至年终岁尾，一系列社会广泛关注的反腐大案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上一个新的高潮。即使2015年最后一个月，中纪委打虎的节奏依然密集。从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被曝巨额敛财，再次刷新人们对“小官巨腐”的想象空间；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盖如垠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中共执纪审查深入地方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的落马更是标志着反腐大浪进一步波及电信领域。

　　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一样反腐。习近平之前在听取中央巡视组汇报时曾明言，不能看人看地方下“菜碟”，对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不能投鼠忌器，要全部扫描，这一说法被认为是反腐无禁区的最佳例证。

　　2015年2月16日，浙江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鑫良被查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斯鑫良被查也说明官员退休未必意味着就已经平安着陆。有媒体还梳理过，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多名部下和曾经共事的同事有腐同样遭到调查处理。

　　不仅如此，在今年的反腐工作中，纪检监察部门也在继续发力，避免“灯下黑”，对自己人涉嫌腐败照反不误。去年7月21日，中纪委通报了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的消息。12月份，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涉嫌受贿被查，安徽省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方克友也被调查。

　　房宁表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社会腐败比较严重，这跟发展阶段有关系。由此反映出的趋势是，中央仍会在“打老虎”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另外一方面，这也说明需要通过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例，查找发生腐败问题的原因，通过反腐败制度建设，逐步弥补制度漏洞。反腐是禁止、约束、监督，“避免更多的‘大老虎’跌入腐败的深渊”；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公务员给予有效的保障和激励。

　　海外追逃成反腐“第二战场”

　　在去年初中纪委召开的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同年3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启动“天网”行动。随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截至2015年11月底，“天网”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863人，其中从境外追回738人，追赃12亿元，在国内抓获偷潜回国人员125人。江苏、北京、广东、江西、浙江、河南等地先后有多个“红通人员”落网归案。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的“百个红通人员”之一杨进军,是“中国第一女贪官”杨秀珠的胞弟，亦凸显着中美反腐合作的“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认为，海外追逃最重要的是国外的配合。中国正通过不断完善自身法律制度为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海外不再是逃避司法打击的“避难天堂”。

　　除了需要国际组织对中国反腐的支持，中纪委还积极开拓举报渠道，通过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形式，广泛收集举报线索。2015年1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客户端”(APP)正式上线运行。当年6月18日，中纪委又在客户端上开通“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主要受理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等问题举报。客户端“反四风一键通”开通仅半年收到举报41000多件，其中单日举报最高达2149件。今年1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运行。

　　至此，中纪委已构建了“一网一端一微”的立体传播形态，对四风和腐败问题形成了强大威慑。

　　最严党纪出台从源头反腐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明确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准则适用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反腐不断深入，正风执纪越来越严。据中纪委统计，2015年以来，截至11月30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2128起，43231人因违反八项规定被查处，其中涉及省部级8人，均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京华时报记者在梳理2015年各级纪委通报时发现，鲜明的“纪律语言”已成为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明确信号。如中纪委对河北原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博导杨伟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印发，体现了从严治党、依法治党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领导力提出的要求，落实八项规定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印发，具体思路是靠法律惩治贪腐的极少数，使党员“不敢腐”；《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印发，是对党员在思想道德上提出要求，使其“不愿腐”，从源头防止腐败滋生。

　　通报官员违纪频现新提法

　　2015年中纪委通报省部级官员违纪情况时出现了不少违纪新提法：如妄议中央；干扰、妨碍组织审查；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等。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官员的违纪情况渐趋复杂，反腐已进入深水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央纪委的通报内容逐步详尽，措辞也更加规范。

　　何为“妄议中央”？去年10月16日，中纪委通报周本顺的立案调查结果，周本顺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后，河北省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表示，坚决与周本顺划清界限，“必须对党绝对忠诚，决不能阳奉阴违、妄议中央”。

　　发表违背中央精神言论的，还有与周本顺同一天被通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中纪委在其通报中表示，余远辉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等问题。

　　参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的中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做客中纪委官网时表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新规是根据党章规定作出的。他表示，“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它要求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同时，还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贯彻执行”。

　　杨伟东认为,“妄议”实际上是基于党章的细化内容，是指妄议党的重大方针，之所以细化出“妄议中央”这个词语，说明存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的问题，它破坏党的形象，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

　　□对话

　　完善制度才能堵塞腐败漏洞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博导杨伟东

　　京华时报：2015年反腐是中国最具热度的话题。回顾这一年里反腐败的数据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你觉得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杨伟东：2015年反腐败成果显著，37名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打虎实现全国31个省份“全覆盖”。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反腐的力度在加大，也说明中央对党员和党组织本身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此外，通过反腐本身，给民众和社会以信心。

　　京华时报：去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10月又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3部条例被视为加强纪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制度保障。新的一年，如何保障这些制度的顺利落地?

　　杨伟东：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从严治党中，我们已经通过完善党内法规来落实对党员党组织的要求。除了加大惩治力度外，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既能够保障党员干部能够遵守规则，同时又为他们权力的行使设定更有刚性的要求，也能够保障如果出现违背纪律的惩治措施，这将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从去年到今年，这些力度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党内建设还是国家制度建设，都是需要去强化的地方。

　　京华时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细化出“妄议中央”的新提法，2016年会不会出现更多类似这样细化的规定?

　　杨伟东：纪律处分条例就是针对这些年出现的新现象，做出的新规定，这保障了未来一段时间内规则的相对稳定性。接下来就是理解“妄议中央”，能够把这些规则有针对性地适用，保障对纪律准则条例法规的落实。2016年仍然会出现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如果能够通过新的规则、党纪涵盖、解释来适用的话，就不需要修订，党纪条例没有规定的我们才可以去修订。

　　京华时报：你认为2016年的反腐工作将从哪些方面推进?

　　杨伟东：我觉得从反腐本身来看，第一，2016年仍然会采取反腐不停息、力度不减弱的反腐态势；第二，2015年，我们看到很多大老虎被追究，机构被查处，未来可能是从这些查处当中发现制度中不完善的，并且通过反腐力度的加大来转向在制度上的完善，从重视打击腐败到偏向于与反腐制度相结合，从“不敢腐”逐步转向“不愿腐”“不能腐”这样一个更高的要求。这些年来，包括制度的建设、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都是试图在制度安排当中能够堵塞腐败的漏洞。不但是2016年，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反腐工作中着力去解决的问题。

　　京华时报：推进过程中还会存在哪些困难?

　　杨伟东：第一，我觉得可能时不时地会出现新的规避的方法，过去可能会直截了当地批项目，现在可能会出现权钱交易，以更隐蔽的、间接的方法来腐败。

　　第二，可能会延伸出新的问题，比如从“乱作为”到“不作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从中纪委近些年发布的年度报告当中看，对渎职、失职的现象查处也在加大，这也说明，随着力度的不断加大，反腐可能出现新的问题。

　　第三，可能需要解决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比如，八项规定后“如何能够保障公务员的积极性”，“给公务员一个合理的待遇”？这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