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正在变成一个热点话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以某种方式导致了官员不作为。在日前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有媒体提出，一些官员被反腐弄得意志消沉，干工作变得消极，可能会对国家发展不利。一些批评此类现象的文章，也经常不假思索地评论：伴随着反腐的持续高压，一些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为官不为的现象有所抬头。

　　其间的逻辑果真如此吗？

　　客观上讲，因为腐败行为得到了明显的遏制，干部不作为现象才凸显为众矢之的。然而，简单地说“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则有相当大的误导性。当前的为官不为，根据一些调查和干部自述分析，可分为三类情况。一种表现是职责缺位，基本不研究本职工作，热衷于跑关系，把困难和矛盾都往外推。另一种是不敢担当，害怕冒风险，担心踩红线，不太会在媒体与公众监督下开展工作，干脆开启“自保模式”。还有一种是怠工观望，鉴于现在规矩多了，审查严了，所以招商搁下了，项目不跑了，资金也不争取了，甚至牢骚话也多了，所谓“反腐影响发展”之类的谬论往往源自这一群体。

　　都是不作为，但缘由并不相同，治理方式也不能一个样。前两种不作为，有长期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一个是绩效管理问题，一个涉及改革的行为边界问题，反腐风向只有间接影响。后一种“不作为”，确实是反腐高压态势的直接后果，但它只是一些干部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这种“不作为”，只是从乱作为暂时往后退一步，其实根本不会满足于“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生活，而是想回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看着办”的状态。这显然是借由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来绑架反腐败斗争。

　　保持全社会对于腐败的负面评价，对反腐败斗争非常重要。散布和渲染“反腐败导致不作为”的论调，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可能动摇反腐败的价值目标。它一方面把腐败视为发展或交易成本，在逻辑上以去价值化的方式来看待反腐败；另一方面，在现实角度则“暗示”以腐败方式解决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关于反腐败的谬论，对于维持社会上的腐败合作关系作用不小。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价值观问题不是务虚，不是偏离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而是最迫切的事，比很多其他问题都更为实际。这场价值观较量，没有后退的余地。

　　当然，反腐败斗争从来不只在谁对谁错的层面展开，最终要落脚到个人选择的行动逻辑上来。腐败“有利于”发展的谬论，正是在后一个层面得到少数人的附和。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愿意容忍腐败行为，而只是缺少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契机，无力走出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满但谁都不动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出台“八项规定”做起，以作风建设为反腐败斗争打底，其实已经破解了“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转变作风的压力，已传导到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进步的趋势，不去夸大腐败行为“融入社会互动”的程度，坚决批驳“腐败可以容忍、有正面作用”的错误论调。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当前，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维系一个正向的价值体系兹事体大，这决不是饮鸩止渴式的所谓“好处”可以比拟的。对干部而言，新的要求是一体两面的：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败从哪个角度都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而是一块“磨刀石”，能把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队伍砥砺出来。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21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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