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再出发,国企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关隘。
国有经济占比畸重的东北地区,国企改革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经济发展的主题。《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深入东北多地采访发现,一边是众多“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的壳企业“活不起”也“死不成”,一边是压负在国企身上的大量社会职能仍然分不开,部分国企存在诸多历史包袱和现实难题,已成发展的“拦路虎”、改革的“硬骨头”。
壳企业寄生财政不死不活
在东北三省,“壳企业”数量不少。这些企业要么由基层政府管理,每年拨付一笔财政资金给职工发放救助款,补齐社保费用;要么由尚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型国企背着,企业有利润时吃利润,无利润时吃资产。
几辆驾校汽车正在空荡荡的厂区内练习倒桩,四层办公大楼破旧杂乱,除了一层门庭有几个房间出租给商家外,多数房间门窗破损、桌椅全无。早已停产断电的厂房内空空荡荡,机器、设备早就被拆除卖掉……
这是已停产四年的辽宁阜新液压件厂,《经济参考报》记者几经周折找到办公楼三层的工厂“留守办”。闻讯匆匆赶回的厂长葛军问明来意,将记者让进厂长办公室,落满灰尘的破旧沙发无法落座,大家只好站在地中央交谈。
“全厂在册职工近600人,除了10名留守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放假在家,每人每月的210元生活费只能挂账,到2013年底已经欠职工工资及各项费用1.2亿元,现在每年还在以1000万元的速度增加。”葛军一脸无奈地说,厂子欠银行的8000万元贷款也早就到期了,由于还不上,厂房、土地已经被法院查封,恢复生产根本没有希望,“好在银行还允许我们将厂区出租给驾校练车,租金用于给留守人员开工资,给特困职工发放救济金等”。
记者在“留守办”看到,几名留守人员在那儿闲聊,对记者的采访既好奇又意外。“他们现在只是整理职工档案,办理一些手续,跟生产经营已经毫无关系了。”葛军说。
辽宁省国资委一份资料显示,全省目前仍保留的国有“壳企业”830户,它们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只留下人员和债务包袱。这些企业涉及职工16.5万人,而其拖欠各类债务的具体数额,则无从统计。
近期,清理“僵尸企业”在各地被一再提及。沈阳市铁西区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下辖数十家“僵尸企业”,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问,规模庞大的职工群体如何安置?企业拖欠的巨额债务如何补偿?这些问题不解决,“壳企业”就不能轻易破产退出市场。
老国企“拖家带口改嫁”显踟蹰
总部位于沈阳市的北方重工集团,即将引入管理经验丰富的中国建材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却由于背负十几家“壳企业”和沉重的离退休职工管理任务,混改推进缓慢。集团副总经理苏学祥无奈地说,公司现在就像二婚女子拖家带口改嫁,谁碰到都是会犹豫再三、仔细斟酌的。
最近,吉林省四平市昊融银业有限公司也遇到件烦恼事。10年前,国有的吉林四平银矿因资源临近枯竭实施政策性破产,剩余资产被吉林昊融集团收购,成立了新的国有控股公司。
“按理说,像这样的新组建企业,根本就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公司退休管理中心主任郭炳春介绍,可由于种种原因,已破产企业的退休和工伤职工管理任务,还是被新公司背了起来。时至今日,公司还得管理600多名原企业退休职工的大事小情,为此耗费了不小精力。
新办国企尚且如此,老企业的社会职能之重可想而知。在辽宁本溪,拥有百年冶炼史的本钢集团,不仅承担对2万多户居民的供水、供电、供暖等服务,而且还有多处职教和医疗机构服务百姓就学、就医。本钢集团运营改善部副部长范洪彬介绍,本钢每年补贴资金超过1亿元,当前的困难形势让钢铁企业自身难保,这一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
东北三省“油城”“钢都”“石化城”“煤都”等众多,作为新中国最早布局的重化工业基地,不少国企历史悠久,职工众多。计划经济时期,这些企业出于保障职工福利、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大而全、小而全”组建了大量跟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机构承担社会职能。而今虽然历经改革,这些负担仍未彻底剥离,这些过去改革遗留下来的“剩余物”,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现实障碍。
地方官员“怕丢权”抱残守缺
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对以“放手”为重要特征的国企改革感到不适应。吉林省四平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全市竞争性国企已经改制得一家不剩了,而政府对民营企业又说了不算,“这让我们在搞经济,调结构时没有了抓手”。他甚至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还在,政府抓经济的力度可能会更强一些!
2015年年初,辽宁省鞍山市准备引入一家大型燃气企业,对当地政府独资的地方燃气公司进行收购,不料却遭到多个部门强烈反对。一位当地官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各方反对既有市场经济观念认识方面的问题,也跟一些部门和领导不愿放弃国企控制权有关。
据悉,这家燃气公司每年收取的超亿元煤气上网费,过去都是交给市政府统一使用。“一旦被别人收购,公司就得和政府分开算账、分灶吃饭,政府的这块收入就没有了。”“燃气涉及千家万户,这样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业,交给民营或有民营股份的企业经营,万一乱涨价或出了其他问题谁负责?”各种各样的质疑,成为这起收购案的阻碍因素。
2008年,黑龙江省推进各地国有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在重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重点煤矿优良资产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龙煤集团。据集团一位高管介绍,前些年煤炭效益好时,省里从集团拿走十几个亿用于公路建设,现在煤炭行业不景气,只能靠向省里借钱发工资。可见改革推了很多年,有的国企反而与政府绑得更紧了。
近些年,中石油大庆油田公司还留有职工子弟“顶替”父母接班的影子,油田公司隔一段时间就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的职工子弟中,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一部分人进入公司工作。采访中很多职工要求,这种对内部职工家庭的就业优惠政策可不能取消。而油田稳定工作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谢伟则认为,人员过多已成为公司的重大负担。
国资民企各有所虑谨小慎微
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式。在国企主要布局于重化工业的东北三省,推进“混改”难度不小,其中既有“大象与蚂蚁如何合作”的困惑,也有“麻秆儿打狼两头怕”的顾虑。
辽宁紫竹集团是一家以开发、加工钢铁高科技产品为主,年产值近50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谈起对国企混改的态度,董事长洪海直言“不能轻易参与”。
“这轮改革剩下的都是大型国企,体量大、资产额高,民企大多没有实力控股;如果没有话语权,以国有企业现在的经营管理机制,我们的钱投进入很可能打水漂。”他说。
这一困惑在东北民营企业中颇具代表性。相对东北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家普遍害怕参与混改只能充当小股东,难以形成有效的股权制衡,对完善国企决策和管理机制作用不大。也有人认为,东北重点行业多被央企垄断,民营资本虽能进入某些领域,但整个产业链的垄断壁垒不破,民资仍难免处于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对产权混合也有顾虑。整合大连特钢、抚顺特钢和齐齐哈尔北满钢铁而成立的东北特钢集团,是辽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试点企业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不久前往该公司采访了解到,企业在人事、薪酬、干部的“三项制度”改革上探索出了一套经验,但产权混合的成功探索并不多。
公司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上一轮改制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等问题,让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在相关规则,尤其是国有资产的价格评估和交易规则没有明确之前,大家对混改颇有顾虑。
除了种种困惑和顾虑心理,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在思维方式、运行机制、管理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也增加了双方合作的困难。辽宁紫竹集团每年都去大学选拔人才,优秀学生从大二起就跟公司签合同、领工资,假期到公司实习,一毕业就能跟工作岗位无缝对接。“但国有企业在用工和分配制度上多有限制。”洪海说,这种企业文化和发展目标上的冲突,需要长时间磨合才能顺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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