掂掂GDP的含金量 ——访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历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五六千美元以后，纷纷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而且，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减，新动力还没有形成，因此，说我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来规避这种风险。首先，中国人有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其次，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56%，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将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再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在落后地区抓紧赶超和先进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势能。比如，贵州、重庆过去比较落后，最近几年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上政策对路，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的发展战略在2016年将由设计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其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可观的。第四，中国还是消费大国，可以形成自己的规模化市场优势，可以培育较为独立的完备的产业体系。我们只要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和水平，完全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进一步推动消费的增长。

　　也正因如此，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必须从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极力改变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状态，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创新驱动。一是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提升市场效率；二是最大限度鼓励技术创新，让同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得到更多产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驱动，实现在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足够的增长动力。

　　记者：看中国经济，不仅要看其形，更要观其势。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了，但结构调整取得了扎实的进展。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结构的调整？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着哪些现实压力？

　　潘建成：今天，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口，面临着“供给冲击”，这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年的美国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带来通货膨胀。按照相关法案，美国不得不提高员工工资。而这又加剧了企业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家信心受挫，生产积极性减弱。在此情况下，如果还用凯恩斯刺激需求的办法来调控，只会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美国采取的是降低成本，改善供给环境，特别是通过大范围减税，减轻企业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引导企业正常进行生产，使整个经济的循环被带动起来。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企业投资信心减弱、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企业刚性成本上升，社保和税费负担比较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同时，PPI已经连续46个月同比下跌，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供给侧的问题。这时候，如果还采取刺激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的办法，带来的结果可能与前些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投资是一样的——短期内可能会活跃经济，但是会让经济结构粗放、不合理的问题更积重难返。

　　中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为首要任务。中央提出，要抓紧处置僵尸企业，这说明中央对僵尸企业妨碍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问题高度重视。僵尸企业不除，过剩产能不化解，去库存的工作就很难彻底到位，去杠杆和降成本也会面临较大的难度。这些受到救助的僵尸企业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无形中增加了竞争的惨烈，使价格下跌更难止住，通过降成本来提高利润空间就很难实现。此外，很多僵尸企业已经资不抵债，这些企业负债经营和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加大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家在纺织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劳动密集型行业化危为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要在钢铁、煤炭等行业更坚决地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产能过剩，并进行资源有效整合，使效率得到提升，并促进结构升级以及产品升级。

　　当然，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做好配套政策。比如，要与社会政策托底结合起来；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使国有企业的市场资源得到整合和提高；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实现跨区域的协调整合。

　　记者：2016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潘建成：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目前看应该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实现绿色发展，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要尽量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要推动产品向中高端迈进，生产出更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提升产出效率。

　　而要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二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未来的经济发展，靠的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投入，而是靠大量的技术创新，因此，大量的资金未必直接用于购买设备，而是要用于引进高素质人才。三要积极构建能够更好适应创新活动的金融环境，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助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此外，政府本身也要转变观念，改变规模扩张、大搞工业区规模的思维，转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创新企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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