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传统除夕讨债习俗：平日效果不如除夕理想

　　除夕是春节的“彩排”，目的是为了把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演”好。但由于“彩排”太庄重，除夕渐渐地竟成了一个独立的节日。不过，它对春节的依赖性却无法去除，所以，它的仪式、内容都与春节密不可分。贴春联、祭祖、燃爆竹、吃年夜饭、守岁等，都是除夕不可缺少的习俗。当然，还有一个习俗，与法律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除夕讨债的习俗。

　　一、神州大地到处都有除夕讨债习俗的影子

　　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样板戏《白毛女》，知道恶霸地主黄世仁大年三十来到贫苦农民杨白劳家张牙舞爪地讨债的事情。其实，大年三十去人家家里讨债，并不是黄世仁个人的生活习惯，炎黄子孙中的许多人都干过。够缺德的吧？没办法，人家只是在完成一个法律行为——讨债，而且这一法律行为还是一个传之久远的习俗。

　　祖籍安徽绩溪的胡适在父亲去世后，家境衰落，大哥扛着鸦片烟枪横扫，“威风凛凛”地给胡家留下一屁股债，害得胡家每到除夕，就要迎接各路债主的大驾光临。招客的不迎客，反躲得连人影也寻不见，只好让胡适的母亲去与债主“智斗”。

　　台湾作家林清玄是个“乡下人”，父母要养活十八个孩子(战死的两个伯父留下十三个)，债务缠身，姊妹们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新衣服不能奢望了。除夕夜，他家常常是债主的“聚会”场所，要不是大人们上山避债，家里人头攒动的场景像是“博鳌论坛”了。

　　莫文骅中将籍贯南宁，小时候大年三十在家里也遇到过债主的惠顾，使他早早地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

　　总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除夕讨债习俗几乎各地都有。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了这样一句谚语：三十晚上提灯笼——讨债。连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越南等国，也把除夕讨债习俗引入，使此习俗增添了一份“国际化”的色彩。

　　二、除夕讨债习俗产生原因溯源

　　债的产生与人际交往有关。只要有人际交往，就会产生债。而人是社会的动物，不可能独来独往，要生存和发展，势必要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借贷关系。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债就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出现无非使借贷关系更加司空见惯，借贷行为更加轰轰烈烈。

　　有了借贷关系，就会有讨债行为。按说平日也可讨债，不过实践证明，平日讨债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有除夕讨债效果最好。为何如此？这是因为除夕讨债习俗的出现与除夕的功能有关。

　　在古代，节日的起源与宗教祭祀有关，世俗娱乐的成分系以后添加。在除夕节中，宗教祭祀的成分至今仍保留着，如祭祖、接神、祭灶、贴门神等。

　　节日的元素是人、自然和神。节日是人与神、人与自然“和解”的产物。在世界各大宗教或各文明古国著名神话中，起初都是人与神相对抗，人挑战神，神降灾人间，人遭到了神的惩罚，最后与神和解，祈求神的保佑，承诺向神献祭。所以，各种祭祀活动是人祈求神保佑、与神和解的必不可少的仪式。在春节这个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里，向神、向祖先进行祭祀活动是求得神、祖先保佑的重要环节。除夕之日，诸神都要下凡，来到人间，降临到各家。因此，除夕人们都要留在家里，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全家老少在家长的率领下，在祖先、神位前祭拜。平日人们或忙于其他事情，或逃到别处躲避债务，但在除夕因有祭祀活动，由于神、祖先的降临，都要还家。如果不还家祭祀神和祖先，神和祖先就会带来灾难，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就给债主上门讨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另外，除了人与神、人与自然寻求和解外，人与人之间也寻求和解。从这个意义来说，节日是社会冲突的“安全阀”。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每逢春节，在除夕或除夕前，村里的乡绅、大户要给贫困人家送温暖，接济一些粮食、银两等。现在各级政府、组织都把这一传统继承了下来。其实，这也是一种和解，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和解。在整个春节期间(包括除夕)，过去有隔阂、有矛盾的人家，通过拜年(对某一部分人的拜年在除夕或除夕前)或一同参加祭祀活动，原有的隔阂、矛盾就很容易化解了。

　　除夕除了要祭祀神和祖先外，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吃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流传在全国各地的一句俗语。年夜饭是中国老百姓一年中最丰盛、最重视的一顿饭。即使穷得像杨白劳，也要用卖豆腐赚下的几个钱，称回来二斤面，带回家来包饺子，欢欢喜喜过个年。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有着团圆的情结。吃团圆饭对于维持家族和谐与家族团结具有特殊作用。只有家族和谐、家族团结了，家族才会人丁兴旺，才容易富足。团圆饭的丰盛与热闹不在于吃，而在于象征家族的和谐、团结和人丁兴旺，象征着缅怀先人、绝不忘本。所以，在中国，只要力所能及，人们总要回家吃团圆饭。在我国某些朝代，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团圆过年。在现代，每年春节，有数亿人回家团圆过年。既然中国人这么看重吃团圆饭，因此，债主也要抓住这个时机，讨回债务。平日去讨债，连欠债人的影子都见不上，但除夕就不一样，若不是实在没钱，谁愿意待在外面不回家吃团圆饭。而且团圆的喜庆日子，人们会心平气和，债主和欠债人也不易发生言语或肢体冲突。这就是除夕讨债习俗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在讨债与躲债中寻求平衡

　　有讨债就有躲债。这种躲猫猫游戏千百年来不断地上演，让双方不胜其烦。不过在中国古代，恶意欠债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以往有许多习俗在制约着欠债人。

　　中国有句俗语：“债不过年。”说的是欠人家的债不要拖到年后，年前就要还清的道理。如果欠债不还，新年伊始就背一身债，当然很不吉利。在古代，在人们普遍信仰宗教的情况下，谁愿意甘交厄运？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人们都愿把债还了。另外，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员很少流动，债主和欠债人多属亲朋、左邻右舍关系，如果欠债人恶意赖账，名声坏了，以后就没法借到钱了。尽管如此，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欠债人年前实在无法清债，只好出外躲债。

　　其实，年前讨债从腊八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又称小年，是催债催得非常紧的日子。北京有一句民间俗语，反映了讨债的三部曲：“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即煮饺子)。”债主未必全是富裕之辈，有些人还等着讨来债置办年货呢。所以，债主把欠债人盯得很紧，故而祭灶节被称为“要命的关东糖”。许多欠债人为了对付“要命的关东糖”，就出外躲债。如杨白劳还不起黄世仁的债，出外躲债，一直躲了七天，大年三十才回家。

　　为什么躲到大年三十而不躲到大年初一回家呢？因为各家都要吃团圆饭，按习俗都要待在家里。然而，习俗也允许债主大年三十上门讨债。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往往设有避债的场所，债主不得去这些场所讨债，否则会引起众怒，遭到众人的斥责甚至暴打。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我国台湾地区等地，寺庙里除夕演“避债戏”，欠债人“逍遥”此地，从而躲开债主的逼债。在北京、东北等地，澡堂则是人们躲债的去处。澡堂的谐音是“早搪”，即早把债主搪至门外之意。

　　债主讨债虽然理直气壮，但却不能没完没了，把有理变为无理，所以，各地都有限制讨债的习俗。如江西新余地区、福建松溪县的习俗是除夕夜各家放鞭炮“关大门”后债主即停止讨债。青海省贵德县的习俗是每年除夕下午五时许开始贴钱马，贴过钱马后不得讨债。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一带，春联和门神贴上后，债主不得上门讨债。河南南阳的旧俗是，除夕贴了对联即不许讨债。穷苦人家为了躲债，除夕一大早就贴上了春联、门神，而富裕人家为了显示富有，很晚才贴春联、门神。但有些地方，春联和门神不能随便贴上，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江西九江市庐山区一带，习俗允许贴春联和门神的时间是在除夕的午饭后。

　　广西北海市的习俗是：只要子时一过，进入大年初一，不管债主刚才面色多么阴沉，这会儿都得起身，脸上带笑，恭贺主人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再不言讨债之事。

　　还有些地方的债主打着灯笼讨债，灯笼里的蜡烛或油燃尽，债主就该结束讨债；灯笼不灭，就算时辰进入大年初一，也可继续讨债。但这毕竟是“一小撮”债主，因为大家认为，大年初一讨债不仅欠债人晦气，债主也晦气，所以双方都不愿让此种情况发生。多数情况都像胡适母亲那样：“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虽然谈不上皆大欢喜，但至少债主有所收获，面子上也过得去。

　　有些地方的人除夕在大门口横放一根棍子，就可将债主挡在门外，自己能安心过年。山东枣庄、安徽濉溪、河南焦作及新乡就有这样的习俗。

　　总之，由于除夕要接神、祭祖、吃团圆饭，人们必须回家，这就为债主讨债创造了条件，使债主既易找到欠债人，也易讨到债。但是，过了除夕，到了大年初一，就要停止讨债，否则就会给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晦气。躲猫猫游戏再热闹，也得有收场的时间。

　　四、人性化色彩浓厚的除夕讨债习俗

　　提起除夕讨债，人们自然会想起《白毛女》中黄世仁除夕讨债逼死杨白劳的惨事，不由得对除夕讨债习俗产生不好的印象。其实，仔细分析会发现，黄世仁除夕讨债之举“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讨债为名，企图霸占奸淫杨白劳年轻漂亮的女儿喜儿，这已经与除夕讨债习俗南辕北辙了。通过研究流传全国各地的除夕讨债习俗，笔者发现除夕讨债习俗是很人性化的。

　　从前面引述的北京民间俗语就可知道，债主在喝腊八粥时就把讨债的信儿捎给了欠债人，但欠债人一拖再拖，甚至采取了欺骗的办法。正如流行在山西省太原地区那首《避债谣》所说：“二十三，保证还；二十四，我发誓；二十五，找老姑；二十六，找老舅；二十七，不要急；二十八，再想法；二十九，明天有；三十不见面，初一碰见拱拱手。”江苏吴地也有《避债谚》：“年廿七，勿着急；年廿八，我想法；年廿九，有有有；年三十，不见面；元旦(即农历正月初一)碰见拱拱手。”债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在除夕登门讨债。

　　从《避债谣》和《避债谚》中可以看出，债主和欠债人都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是不必报尊姓大名，而凭着“足声、声气、甚至气味”就可辨别来者是谁的熟人。否则，就不会日日见面讨债，天天许诺“保证还”“我发誓” “找老姑”“找老舅”“不要急”“再想法”“明天有”。面对这样一些熟人，债主只能采用“磨”的办法，想方设法把债讨到手。这“磨”的办法其实就是人性化的办法，跟那些武力讨债者相比文明多了。当然，跟那些打官司讨债的人相比也人性化多了。因为中国的传统认为打官司是可耻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而且，除夕讨债习俗对欠债人有许多“保护”措施，避免债主在讨债时的“越轨”行径。这些习俗在形成的当初，尽管目的与现在迥然相异，但经过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从现在看来，确属人性化的仪式。

　　除夕讨债习俗为何如此具有人性化色彩呢？我们还得从岁时节日的起源、演变谈起。

　　岁时节日的起源，与古人的原始信仰崇拜有关。原始信仰崇拜是全民性的活动。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对原始信仰崇拜越来越淡漠。作为全民性的活动，原始信仰崇拜逐渐消失，但由于原始信仰崇拜曾长期存在，已成为一种民俗，某些仪式传承至今。后人对这些岁时节日的仪式起源已不知所以然了，对节俗重新进行解释。在后人的解释过程中，自然会把解释者生活年代的观念加进去。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和“雅文化”，自然会对作为“小传统”和“俗文化”的中华传统节庆文化产生影响。由于儒家文化讲求以人伦为本，所以，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以人伦为本。尽管这些节庆在形成过程中未必涵盖以人伦为本的思想，但在后人的不断解释过程中，以人伦为本的思想便被浇灌进去，成为节庆文化的核心思想。除夕讨债习俗也难免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热情“惠赐”。

　　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人性概念是人的各种属性的抽象综合。凡属人的一切，包括自然的、社会的，都属人的特性。人性包括几个层面：生物的、社会的、理性意识的、精神道德的等。精神道德就是人性的德行层面，是人之精神秩序的核心，曾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核心、主干地位，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所以，人性化在中国的许多文化领域都有体现，在一般的岁时节日中有体现，在除夕讨债习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是血缘社会——至少在以地缘社会为特征的城市人口未占优势的地方依然如故。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性很差，债主和欠债人不是沾亲带故就是乡里乡亲，这就决定了债主对欠债人一般不可能态度蛮横。此乃除夕讨债习俗人性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五、渐去渐远的除夕讨债习俗

　　民俗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民俗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除夕讨债习俗就是这样，至今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依然存在。尽管许多公民法治观念很强，发生债务纠纷后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但除夕讨债习俗却没有被丢弃，因为它有着法律无可替代的功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老百姓，就连法官也在沿用。据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汤山人民法庭的两位法官几年前就曾在除夕，守候在欠债人的门外，帮助债主讨债。

　　对于一些债务人，平时躲猫猫游戏玩得纯熟，见不到人，只有借着除夕才能找到，所以，尽管是法院，有时也只好沿用这种民间习俗上门讨债。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许多除夕讨债仪式在产生初期都与神性有关，在普遍信仰神鬼迷信的年代，这些仪式的功能很强，民众会严格遵守。但在当今，除夕讨债仪式的神性色彩越来越淡，神鬼迷信的威吓作用不再那么强，除夕讨债习俗就不会再被严格遵守。如此，除夕讨债时就容易发生纠纷，甚至出现凶杀案。

　　另外，除夕讨债习俗形成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空间和距离不会太远，相互之间处于熟人社会中。债主和欠债人相互之间除了受习俗约束外，还受伦理、乡规民约的约束。而当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空间和距离越来越远，特别是在城市，相互之间处于陌生人社会中，习俗和伦理规范敢大胆违背。所以，无论债主还是欠债人，都可能违犯除夕讨债习俗。欠债人欠债不觉得晦气，反而感觉到有便宜不占是傻瓜，债务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债主平日找不见欠债人，好不容易在除夕抓住，岂肯罢休？哪管他有无偿还能力，哪管他门神、对联贴上，鞭炮响罢，饺子吃了，只一味逼着索债。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些惨案。笔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在除夕讨债时发生的凶杀案绝非个案。

　　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往除夕讨债时那种良好的氛围逐渐消去，债主和欠债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债务纠纷，往往酿成血案。这与胡兰成所说的家乡“胡村人常年亦没有过为债务打架，诉警察或吃官司”的现象反差实在太大了。当然，更比不上林清玄在散文《卡其布制服》中所说的那些债主：除夕还在林家讨债的债主，大年初一林清玄的父亲领着孩子去给债主拜年，“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的，仿佛没有欠债的那一回事……当然，类似‘跑债’的行为，也只反映了人情的可爱，因为在双方的心里，其实都是知道一笔债是不可能跑掉的。土地在那里，亲人在那里，乡情在那里，都是跑不掉的。”

　　除夕讨债习俗是在农业社会、乡土社会里形成的，在工业社会、城市化到来之时逐渐地会被淘汰。笔者认为，尽管短时期内不会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但在迈向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其影响会日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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