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四青年因劫杀案坐四年冤狱 称遭刑讯逼供(图)

    李晋飞在看守所时，为翻案所写的案件材料，虽已释放多年，仍未丢弃。

　　“死刑犯”

　　杜强被判死刑后，最怕见到法警入牢提人，总觉得自己也会被提走枪毙。

　　杜强回忆，第一次关于刑事部分的开庭，一个上午就开完了。

　　通过审判书来看，法院对当事人辩解，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没采纳，也没有描述没采纳的原因。

　　一位南阳中院知情者透露，这个案子主要是前期证据不足，不破案公安局长干不成，法院不敢判无罪，影响结案率，“都是违反破案规律的”。

　　2007年5月，法官在看守所内的操场上，宣读了一审判决：杜强、李晋飞、向东三人死刑，蔡见顺有期徒刑7年。

　　此外，一审法院只认定了检察院起诉的5起命案中的4起，未被认定的是红宇厂王菲被害一案。对于为何没有认定，判决书未做说明。然而在询问笔录中，李晋飞“详细交代”了他和三分厂职工张红军一道作案的过程。当地警方核实，张红军于2005年7月5日赴日研修(务工)。

　　杜强记得，当时一出操场就看到三副脚镣摆在地上了，“多条人命，唯一的结果就是死刑。”

　　脚镣呈“工”字形，只给死刑犯戴的，20多斤重。脚上的链条半米长，矿泉水瓶口粗。双手只能合着，手铐和脚链接合处，放入螺帽，被锤扁，紧紧封死。中间插入一根钢管，两边锁住。

　　冬天睡觉，被窝里冰冷，只能侧着睡。小便还算方便，大解时难以擦到屁股。手脚戴刑具的地方，磨出了厚厚一层茧，“针都扎不进去。”

　　他在看守所买了两本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事的时候就翻翻。

　　在上诉书上，杜强用力签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笔勾的时候，把纸张勾破了。

　　每当午饭看见法警进牢房提人，杜强就觉得浑身发紧，因为他知道可能有人要被枪毙了。

　　他也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特意留了一双母亲做的新鞋。

　　无聊的时候，他写打油诗，抒发冤情，贴在墙上，往往被狱友嘲笑。

　　在看守所，没人相信杜强是无辜的。

　　他和李晋飞都偷偷写遭遇经过，藏在军绿色的被套里，这种文书，被管教看到要没收。杜强写了3、4遍，15页纸，让律师带回去。李晋飞打了10遍草稿，写好了14页，释放那天才带了出来。

　　在看守所里，李晋飞经常半夜哭喊，狱友们以此拿他调侃。

　　每进来一个“有文化的人”，向东都会把判决书拿出来，请他们分析，出出主意。

　　在2007年，他们也曾从电视上获知，国家已经把死刑复核权收回到最高法了，一度燃起一丝希望。

　　在看守所，被羁押者的工作是做冥币，每天工作7、8个小时，一捆1600张，要做两捆。

　　“搞不好哪天烧给自己。”李晋飞说，当时就是这样绝望的想法。

　　“悄悄”释放

　　杜强不愿意被悄悄放出去，跟管教吵了起来，“不给理由不回家。”

　　2008年4月，河南省高院对该案进行二审，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南阳中院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数月后，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需要补充侦查”为由撤回起诉，2010年4月23日，检方正式撤回起诉，随后将案件退回南召县公安局。

　　2011年6月14日，南召县看守所为李晋飞等人开具了释放证明。南召县公安局并在同日办理了监视居住。

　　至此，他们已被羁押了5年多。

　　杜强不愿意被悄悄放出去，跟看管吵了起来，“不给理由不回家。”

　　在清白与自由之间，他暂时妥协了。

　　杜强说，因为生锈，切割机响了两个小时，才把刑具打开。切的时候，用水打湿毛巾包在脚踝处，防止火花烧伤皮肤。

　　公安人员将李晋飞、杜强送到了家门口，向东则自己坐班车回到南阳老家。

　　回想释放当天，李晋飞说，下了车，阳光晃眼，“皮肤白得跟白血病人似的”，他的头发长而蓬松，看到的邻居都吓跑了，“以为枪毙的人回来了。”

　　直到现在，只要提到看守所的遭遇，李晋飞的泪腺自动打开，眼泪不听使唤流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五个小时里，他的眼泪几乎没断过。他的家人说，他落下了仍然半夜呼喊的病根，每次都把一家人吵醒。

　　有时候律师来家里，李晋飞会不自觉地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杜强一度想过自杀，他也爱发脾气了，摔手机。

　　刚回来的时候，杜强每天夜里睡不着，干脆买两三盒烟，坐在小区的偏僻一隅，一坐就是一夜，父亲怕出事，远远地守着，父子俩有时对视，也不说话。

　　杜强找过很多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做电焊防盗门，干了三天，就被辞退了，最长的工作干了一个月。

　　“人家知道你身份后，不会明说不要你，找各种理由辞退。”向东说，背着这种身份，别人不敢惹。

　　同学聚会，向东婉言拒绝，去了怕难堪。

　　向东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从小走路一跛一瘸，如今，因为在看守所活动有限，他的右腿病情加重，走路身体前后摆动。

　　杜强、向东都离了婚，李晋飞的未婚妻也嫁人了。释放后，他们的婚事都不顺利，杜强和向东“勉强”找到对象，李晋飞至今未婚，“一听你是杀人犯，就再也不见面。”

　　“疑罪从挂”？

　　他们去找警方要终止侦查决定书，和办案负责人吵架拍桌子，“这个案子让我们背一辈子吗？”

　　2011年12月15日，警方对他们的监视居住自动解除。

　　杜强、李晋飞、向东，以为自己离开了看守所，解除监视居住，行动自由了，就说明是清白的。然而，当他申请国家赔偿时处处受阻，才发现“自己说了没用”。

　　是清白的，还是嫌犯？他们几个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三人找当年的检方公诉人，对方让他们找法院，法院推给公安局。

　　在南召公安局，他们找到当年办案负责人李瑞刚讨要终止侦查决定书，杜强质问“这个案子让我们背一辈子吗？”和李瑞刚在办公室吵架，两人互相拍桌子。

　　而李瑞刚，已经从刑警大队长，升为局党委委员、云阳公安局长了。

　　杜强表示，在2012年，南阳县公安局局长曾给过他和李晋飞各5万元，作为生活救济款，向东则分文未取。

　　为了申请国家赔偿，还清白的身份，杜强、李晋飞等人为此找各大国家机关跑了300多次，车票装了整整一袋。

　　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情况，该解释在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合华表示，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了“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不仅保障了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且能充分发挥刑事赔偿制度的倒逼功能，将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

　　原先，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只有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才能申请国家赔偿，新法则规定，对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这样的案子不应该出现，”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明勇律师表示，所谓“疑罪从挂”的都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长期得不到终结结论的调侃式的说法，违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

　　“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公检法对于疑罪都没有担当，不敢做出疑罪从无的处理结果，所以挂起来了，导致当事人的身份存疑。”朱明勇解释。

　　2016年1月26日，南阳中院官网上挂出了关于杜强等3人申请国家赔偿在1月20日获立案的消息，而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蔡见顺，其国家赔偿申请也于1月25日获立案。

　　南阳中院宣传处长赵晖表示，虽然立案了，但法院要审查手续是不是合法，还要查看卷宗，主持召开听证会，决定赔不赔。

　　“即便拿到国家赔偿也不高兴，买不回六年的时光，挽不回一个家庭。”杜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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