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官员的监管，还应该立足于常态化、社会化的约束和规范。也即，应当允许民众对主政官员提出正当的批评，而不是动辄堰塞民意。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近日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纪委披露，早在1992年，时任山东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室主任的王敏，就已经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也就是说到他被查的2014年12月18日，王敏被“带病提拔”的历史长达22年。显然，类似“带病提拔”的高官并非王敏一例。

　　2014年，习近平在谈到干部选拔任用时指出，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让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来，岂非咄咄怪事！王岐山也曾强调，“带病提拔”是中央巡视组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重点巡查的问题之一。

　　那么，“带病提拔”的咄咄怪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又将如何避免？

　　官员提拔升迁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也是多种作用力发生影响的结果。在官员落马之后，回望其一路升迁的过程，可能会看得很清楚。但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直接。这其中，既与干部考察、任命存在一定的盲点有关，却也不排除彼时整体的社会环境对官员政治生命的影响。

　　何况，如果“官本位”主导了一切社会资源，官员身上往往笼罩了太多光环，任何机构、部门乃至具体负责的人，很难对一个正在走向“上升台阶”的官员说不。以王敏而言，在其身任省委秘书、仕途一路飘红的当口，很难将他拦住。记得早前“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结构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见他安排别人，谁又能拦得住他不断升迁的脚步？

　　可见，解决问题的根本仍在于改变权力的封闭，并以常态化、社会化的监管，约束、规范不羁的权力。

　　其一，干部的评价考核不应该完全取决于上级，而应该参酌民意。既然群众早有反映，那就不妨把问题调查清楚，清者自清，只有经过严格的民意调查程序，才有可能在最大可能纯洁队伍的同时，传导给社会以积极的、正向的信号。反之，罔顾民意，急慌慌提拔任命，必然会给组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劣化社会情绪。

　　其实，目前的制度设计并非没有组织考察这道程序，只是在很多时候，这一看似严格的程序已经被虚化，甚至沦为体现领导意志的工具，走过场，耍花枪。预设主题，预定人选，严格控制意见的表达，也因此，这样的民意采集不可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如何让民意对官员升迁起作用，值得深思。

　　其二，对于官员的监管，还应该立足于常态化、社会化的约束和规范。也即，应当允许民众对主政官员提出正当的批评，而不是动辄堰塞民意。这并非是干扰理政，恰恰是对为政得失的一种纠偏。如果一个地方只有附和的声音，而鲜有质疑乃至议论，官场的闭环就不可能打破。据报道，苏荣主政江西时，不切实际地大搞绿化工程，劳民伤财，尽管百姓议论纷纷，属下官员却一味迎合，结果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说到底，有病治病，惟有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才有可能治病救人，也可使当地经济社会免于一而再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