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广播公司(BBC)正在播出系列纪录片《中华故事》。主创人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历史文化是令世界观众着迷的主题,“关注中国不需要理由”,“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
【“中华故事”正当其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华故事》撰稿人兼主持人迈克尔·伍德就到中国旅行过。然而,是观众和市场真正推动他制作并拍摄一部讲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纪录片。
伍德2007年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印度故事》反响不错。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之后,BBC的负责人找到自己,建议他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是观众需要这么一部纪录片,我们不需要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
动手拍摄之前,伍德写了一篇长达50页的大纲,论述怎么拍摄这部纪录片。他和制作人丽贝卡·多布斯跑到美国,把方案拿给美国合作方看,对方看了也很感兴趣。
多布斯说,“拍这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正当其时”,因为西方几乎还没有介绍中国历史的优质电视节目。“中国又是如此重要的国家,现在正是西方需要了解中国的时候。”
伍德个人在这方面感受颇深。他很早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然而,英国小学的教科书中并不怎么涉及中国历史,只会提一下商代的青铜器,而高中课程,更没有和中国历史有关的内容了。
他认为英国公众对中国历史了解太少是个很大的问题。伍德认为现在正是中国开放、崛起的时期。“中国历史独特、令人着迷,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
他希望,自己参与制作、拍摄的这6集纪录片能够以轻松的方式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能够让英国观众喜欢中国历史,对中国产生感情。
伍德说:“西方对中国的历史的确有一些误读,对我们来说,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西方会用自己的历史分期来定义中国历史,例如‘古典阶段’‘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早期’这类西方术语,他们把这种分期也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但是说到中国唐朝,你能说那是中国的中世纪吗?唐朝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他说,纪录片的第二集也讨论了唐朝时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开放交流的意愿,不是每一种文明都能做到这一点,这不仅需要自信,而且需要有文化认同。以宋朝为例,这不是中世纪,用欧洲的话语来描述,宋朝像是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但它其实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上几百年;而宋朝的科技发展也像是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因此,当你开始关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历史观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让中国人自己讲故事】
BBC近年来播出不少中国主题的纪录片。遗憾的是,这些纪录片多以西方人的惯性思维评价中国,甚至断章取义截取受访中国对象的谈话,或设计、歪曲他们的形象。《中华故事》仍然是一部西方视角的纪录片,以英美观众为目标市场,但在拍摄中尽量让中国人来讲故事,尽量客观中立讲述中国历史。
为达到这个目的,摄制组尝试尽可能多地跟中国各地当地人打交道。多布斯介绍,摄制组采访了很多中国学者,采访很多中国女性。“试着不要把西方的视角强加到片子里,而是尽量呈现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这部纪录片全集,你会发现里面受访的专家几乎全都是中国人,而在拍摄现场我们交流的对象也大都是中国人,例如中国文学教授、了解鲁迅的人等等。因此我们花了不少工夫来与中国普通百姓合作,他们中既有学界中人,也有各行各业的人。”
伍德则认为,以往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多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评头论足,他们的研究一直处于“垄断地位”。他希望,《中华故事》能让观众倾听中国人的声音,“让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
这样做的难处在于,大部分西方观众不接受片中有太多汉语,也不喜欢看字幕。摄制组为此尽量采访讲英语的中国学者和当地群众。
【被中国打动】
为拍摄这部时长6个小时的纪录片,摄制组在中国实际拍摄近两年。这两年里,他们辗转中国各地,接触不少中国人,屡屡被中国打动。
摄制组聚焦中国普通人,认为中国人民才是中国历史的最大主角,使他们创造了历史,虽然统治者的故事也很精彩。
拍摄过程中结识的中国人给伍德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不论走到哪里,中国百姓都会跟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真的很好。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跟中国百姓见面交流。”
“在中国,历史非常重要,人们对历史非常着迷,”他说,“我们去的每个地方,如绍兴、杭州、西安、开封等地,都看到有数千人在那里参观以了解相关的历史。在绍兴,我们问游人,你为什么来这里?他们说,我来看鲁迅(的故乡)。”
他们深入广西桂平附近山区,在当地小村庄寻找对太平天国历史存有记忆的家庭。结果令摄制组不可思议。“我们当时就像在和历史的现场目击者交流。村民在2014年和我们谈论一个半世纪前发生的事情,感觉就像在谈论昨天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这种经历。”
多布斯则对拍摄期间获得的帮助印象深刻。“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去中国拍摄反而出奇地容易。我们受到欢迎,很多人帮助我们,很多人想跟我们讲述他们的历史,很多人对当地景观和风物感到自豪,博物馆也很欢迎我们,因此,在中国拍摄令人愉悦,比我预想的要简单很多。”
拍摄中的见闻坚定了伍德的观念,即现在是中国最开放的饿时候。“我上次离开中国是在1991年,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例如在文化方面,现在中国文化很现代,”他说。“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中国人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中国人看上去都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个性鲜明,泰然自若。”(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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