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村在峰值期有2000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估算。李树茁认为，“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会同西安交大等高校的学者对中国农村剩男问题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全景调查。近日相关报道出炉，报道向读者呈现的农村剩男问题，令人忧心。由农村剩男导致的各种现象冲击着农村传统伦理秩序，比如男方倒插门入赘给表嫂，大龄未婚男性采取“转房”的方式结束单身等等。

　　在我的老家，难娶的问题同样严重，它对传统伦理的冲击同样令人震撼。我本家一个爷爷，年近40岁还没有结婚，后来入赘到一个寡妇家，寡妇已经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村里另外一个光棍，跟邻镇一个有夫之妇偷情生下了一个男婴，带回家养了半年之后，又送回了情妇家。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情妇的丈夫对此知情，并默许了这一切的发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身心健康，却在几年前娶了一个大他十几岁的女人，也让我惊诧不已。

　　当下农村剩男，大概可以为四种：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缘分宿命型以及经济困难型。因为身体或许心理存在某种缺陷的身心缺陷型剩男，以及虽然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婚的缘分宿命型剩男，都属于社会正常现象。这两种剩男，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存在。

　　而历史塑造型剩男和经济困难型剩男，则属于社会病态现象。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过度看重政治身份，一大批地富反坏右子女沦为光棍。而目前，农村剩男的主力则是经济贫困型剩男。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婚姻不断市场化，以彩礼为主体的婚姻交换成本一路狂飙，附着的消费项目也越来越多。彩礼动辄上10万元，房子车子成为必需品，大批无法承担婚姻交换所需经济成本的弱势择偶者，不得不被迫成为剩男。

　　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资源的流失，则对农村适龄男青年构成了双重挤压。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在婚姻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婚姻资源越来越向经济强者集中。这种婚姻资源的分化，无疑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分化的一个表现。

　　农村剩男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也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将对社会经济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而更可怕的是，眼下的情况，可能还只是危机初现。随着90后越来越多地进入适婚年龄，人口出生男女比例失调效应进一步显现，剩男问题会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的问题可能要从贫困的代际传承变成家贫者灭绝。

　　与城市剩女不同，由贫困而被迫“剩下”，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会强化农村剩男的被剥夺感。轻则冲击社会的传统伦理规范，重则导致强奸、偷盗、性侵幼女、情杀、贩卖人口、婚姻拐骗等违法犯罪行为。而整个社会都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人口比例的扭转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如何纾解农村剩男的被剥夺感，如何帮助他们改变自身的经济处境，如何缩小城乡差距，铲除贫困型剩男产生的土壤，却紧迫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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