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召回要形成制度，至少应该明确，哪些情况下干部应该被召回，通过什么程序决定谁被召回，干部被召回后怎么办。还要看在具体实施中，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

　　除了汽车、家电，领导干部也有了“召回”制度。在云南省砚山县，经日常监督、民主测评、组织评价等程序，第一批36名不胜任现职的干部被公告召回，进行“回炉再造”。

　　实行干部召回，砚山县并不是第一家。贵州黔西南州曾实施干部召回试验，半年就有1668名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这项制度的设计者；另外，青海海东市、湖北黄石市都对违反相关规定、工作开展不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实施召回，并引起较大反响。

　　干部召回制，借用了商品召回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干部能上能下的一种通俗表述。对此，中央是有明确规定的，中央办公厅去年专门下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并要求各地出台实施细则。干部召回制度，就是这一规定实施办法的“地方版”。

　　干部能上能下，应是组织人事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只能上不能下，不仅会滋生贪腐懒政，也不利于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不符合选人用人的规律。而以往，干部一旦上去就很难下来，除非因为违法违纪被处理或者因失职渎职被问责。对于那些不构成违法违纪，却不思进取、不能胜任的慵懒散漫干部，不敢担当、无所作为的“太平官”，还缺乏有效管理办法。干部召回制，填补了这一块制度空白，让干部能上能下有了具体抓手和操作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召回制确实是一项创新。从这些地方的实践看，这项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对那些慵懒散漫干部，产生了一定震慑效果和舆论压力，也被认为体现了有奖有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不过，在先行先试的地方，干部召回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召回条件和标准不明确、过度依赖民主测评“唯分数论”，甚至层层下指标定任务，变成了极端化的末位淘汰，这就达不到制度所要求的相对稳定性和正向激励效应，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可能变成打击异己的手段。

　　在一个利益相对固化的生态中，要实现干部能上能下，需要制度创新，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噱头”。干部召回要形成制度，至少应该明确，哪些情况下干部应该被召回，通过什么程序决定谁被召回，干部被召回后怎么办，如何实现干部淘汰和再上岗。还要看在具体实施中，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真正实现奖勤罚懒的目的。

　　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是衡量干部召回是制度创新还是宣传噱头的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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