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南勐腊县做扶贫工作,对此深有体会。以我所在的贫困村为例,村民说,我们十几年来很少见到领导,现在是经常见;以前领导来了也只是看看就走了,现在他们来了和我们一起工作解决问题。县委书记带头,县里的领导和各部门的领导几乎每天都在贫困村里跑。我提交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很快研究解决,农户反映的问题也是马上讨论解决。这当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问题这样就解决了,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的生态正在发育。反腐败工作开展以来,有很多舆论认为地方政府不作为了。实际上,地方政府的作为需要新的资源供给。中央强力推动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有新的作为提供了舞台。就像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生态一样,以强调作为政府政治任务的扶贫工作也正在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为。
首先,与以往地方政府熟悉的征地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不同,扶贫工作是以人为本的综合性社会工程。虽然说扶贫一直都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将扶贫工作置于工作之首位,还是第一次。这样的实践必定会发育出地方政府从事以人为本工作的新制度性路径,并进而为地方政府全面引领社会管理提供实践经验。这将会有力地促进地方政府由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型政府,向全面服务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地方政府模式的转变。
其次,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人深入贫困农村展开工作。这一方面为地方领导提供了全面了解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拉近了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与当地贫困群体的距离,增加了地方领导干部与贫困群体互动的机会。频繁的互动所形成的文化亲密感,以及许多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所引发的情感共鸣,都会逐渐融会到行政制度的行为中。因为决策者的实践经历和个人感受都会直接影响政府的政治议程。这也使“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植根于地方政府的议程,有了比较强的社会基础。
最后,精准扶贫攻坚战要求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协调统筹能力。中央政府明确要求统筹各种资源进行扶贫攻坚,而如何统筹运用资源实际上就落在在县、镇两级政府的头上,这就需要他们有更大的智慧来克服条条框框的体制约束,创造性地落实中央的相关政策。这对于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的地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地方政府不能触及资源使用的红线,另一方面需要对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这就势必会引发突破各种官僚限制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创新。如同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中地方政府的创新一样,精准扶贫的工作难度恰恰也为地方政府创新、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提供了契机。各种规定约束之下的创新,比缺乏规定下的实践更具有制度上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这意味着政府行为的创新将不会延续过去缺乏约束的路径,而会更加遵循制度的框架和规范。
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有高强度、大规模的动员和宣传,同时也有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也在层层传递,作为人格化的政府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应对策略。其中不乏也有弄虚作假的个例,但是在强大的政府问责监督下落实精准扶贫战略,也会诱发落实机制的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性质也要求政府与贫困群体之间进行频繁的、实质性的互动,这一过程也恰恰正在改变政府的行政文化氛围。就像一位基层领导说的那样,“现在我们是每个领导、每个部门都在说扶贫、都在抓扶贫”,而这样一种为贫困群体直接服务的文化氛围势必会改变过去那种政府只为商人服务的形象。政府远离一点资本,亲近一点贫困群体,改变的将是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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