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生效裁判得不到有效执行，最高法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2月29日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308万名被执行人被纳入“黑名单”，累计拦截357.7万人次购买飞机票、59.88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他介绍，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44个国家机关和具备社会管理职能的单位，以签署备忘录的形式，共同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详见09版）

　　308万！没想到日常生活中的“老赖”数量竟然如此庞大。老赖之所以会出现，并且在过去能够得以存在，正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匿名性”，因为不被公开，所以其依旧能够在生活中畅行无阻。而将“老赖”们纳入“黑名单”制度，向外公开，并限制其高消费，正是以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的形式，来打破此种匿名性，进而对老赖们产生直接的威慑力。

　　正如一些观察者所指出的，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对老赖们进行种种现实的消费限制，本质上就是某种“技术约束”。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开放，让那些曾经可以轻易隐藏在人群中的老赖，被暴露在诸多的消费平台。这是失信“黑名单”的巨大威慑力所在。但关于失信“黑名单”制度，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还有另一组数据：截至2015年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共计308.02万人，有约20%的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的威力而自动履行了义务。

　　和高达308万人的失信者人数相比，20%的主动履行义务率，不免显得稍稍低了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威力。此种反差是如何出现的？如果说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威力，在于以社会共治的力量来压缩失信者、失信企业的生存空间，那么20%的主动履行义务率只能反证，现行的失信“黑名单”制度，还远未达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威力。那么，在继续现有的相关约束制度下，失信“黑名单”制度如何继续升级，以打捞更多的社会诚信？

　　一方面，对失信的老赖们，“黑名单”制度要将相关约束举措拓宽，要向大数据时代寻求更多威慑力。从现有情况看，该项制度对老赖们的约束，还主要集中限制高消费行为、不得注册成为公司法人等举措上。在大数据时代里，在信息互通已完全可能的情况下，司法部门应与更多部门进行合作，把登上“黑名单”的失信者信息，依法披露在每一个可以覆盖的社会领域。

　　另一方面，既要加大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威慑力度，司法部门也要积极作为，从刑罚层面来破解“失信”行为执行难的问题。既然最高法《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出台，我们就应该严格兑现。现代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应该成为逃离在法外的失信者。无论是公民还是企业，守信的品格都比黄金还要重，它只待更严格的约束举措和刑罚行动去倒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