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在9日的全国政协新闻记者会上表示,根治“号贩子”,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是不可行的。
自1月25日一东北女子怒斥北京某医院外猖獗号贩子一事以来,围绕如何“诊脉”号贩子,社会各界纷纷开出不同药方:有网友的激烈言辞,也有专家的建议,还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果断措施。这些“民主的细节”,不仅显示中国社会的宽容和开放程度,也清晰勾勒出公共决策由民意表达走向制度建设的一个微观案例。
政协委员“支招”政府部门
【地方卫生部门: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
2月18日,北京市医管局发布挂号新政:年底前22家市属三级医院将取消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就诊模式。
此次挂号制度改革取消了医生的个人手工加号条,这一途径一度疑似被部分号贩子利用。今后,医院信息系统将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数量。一些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号甚至不再对外挂号。
【政协委员: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不可行!】
黄洁夫认为,“对于号贩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是必须的。但是,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杜绝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是不可行的。”
黄洁夫用“切蛋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根治号贩子”的建议:“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多元性的、高端的服务要开放市场,要让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办医,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把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这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思维来分配。”
【记者点评】
政协委员“支招”有关部门,看似不平常之举,其实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场景,它是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
群众“吐槽”催生两会提案议案
【根治号贩子成为两会提案议案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提案中建议,号贩子应入刑。他认为,号贩子买卖医院号源的性质是非法交易,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在刑法修订之前,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在提案中认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贾爱芹建议,放开挂号定价权,通过价格的调配来让优质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公立医院目前的挂号费价格并不符合医生本身付出的劳动与智慧。
【记者点评】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于根治号贩子的议案提案,是比较典型的民意吸纳和表达。通过这些议案提案,人民群众的呼声乃至“槽”点、痛点,在决策酝酿过程中得到传达和体现,并发挥应有作用。这是我国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多元舆论场推进公共决策
【多种声音并存 形成多元舆论场】
如何根治号贩子,全社会目前还未达成完全一致意见,多种声音并存,形成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多元舆论场:
情绪化表达——网友“深寒”认为,“这里面有利益链,医生、号贩子、保安、挂号窗口工作人员之间有着难以厘清的利益关系,必须严查。”
理性分析——供需失衡是号贩子猖獗主因,分级诊疗是根本出路。一些网友、专家认为,基层医院人才匮乏,一些医生误诊把小病耽误成了大病,甚至要命的病。实名预约制、分级诊疗是靠谱的方法,避免小病找“名医”,杀鸡用牛刀,浪费资源。
行政措施——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行政措施,引起较大争议。
【记者点评】
如何根治号贩子,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最终解决方案的孕育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多种声音互为补充,互相启发,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公共决策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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