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二”的考题！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2016年3月的中国，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已然行至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关口：

　　自2009年起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向前进，五年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阶段性目标宛然可期，行进中则遇到“三期叠加”的现实；环四周，全球风云激荡不已，拨开经济复苏艰难、地缘冲突不断的浮云，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经济转型为特征、社会进步为内涵的新一轮发展浪潮，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地酝酿、破茧，渐蔚然成势。

　　位于如此坐标的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遇到的挑战同样前所未有。行得当，梦想必成真；策有失，现代化进程就可能停滞。

　　世界经济是一个大考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不断向我们提出历史性的大考题。

　　从今年全国两会，可以观察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新方略，又一次通过“十三五”规划及年度政府工作安排等，完成了全方位的深度布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为：坐在“世界第二”位置上的中国，对未来会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宣示。

　　欣然之余，也须臾不可轻慢。中国未来的前进道路绝不会是一片坦途，会有种种荆棘密布，唯有举国一致、万众一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合力奋进，克难前行，共同答好不能回避的每一道考题，梦想才可成真。

　　“世界第二”之虑成特殊考题

　　5年前的2011年2月14日，日本内阁府公布2010年主要经济数据，正式承认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赶超。按照日本官方数据，日本2010年名义GDP定格在54742亿美元，而中国是58786亿美元，占据“世界第二”42年的日本，被中国取代。也许是统计上的原因，中国的数据是，中国经济总量于2009年即已实现了对日本的超越。

　　“1968”与“2010”，这一天日本共同社提了这样两个标志性年份：1968年，以当时的主要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计算，日本首次超越前西德，自此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位置42年，而至2010年则让位给了中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对此的说法，代表了当时西方观察者的主流看法——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崛起的中国击败了衰落的日本”。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评价，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唯GDP论固然不可取，但GDP总量至今仍是全球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最核心的指标。它代表着一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各方面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无从谈起。

　　站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起点，成长中的中国日渐理性：“世界第二”不单充满荣光，也意味着在未来征程上布满更多荆棘，有些可能还是“世界第二”专属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发补贴等传统手段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我国近九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这些地方转移趋势明显，令我国出口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几乎就是从那时起，西方国家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成为其不谋而合的战略。

　　今天，无论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群体的压力，还是来自追赶者群体的压力，都给坐在“世界第二”之位的我们，出了许多全新的考题，稍有闪失，就可能酿成大错。

　　这并非危言耸听，日本曾经的境遇，可资镜鉴。

　　“上世纪8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估计日本将超过美国。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停滞不前，日本已大大落后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说。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顶峰。但随着经济泡沫破灭，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进入‘失去的10年’，后来有了‘失去的20年’，现在甚至有人提出了‘失去的25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跃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日本为何会在被各方看好的情况下落入一蹶不振之境？

　　受访专家认为，除了国土面积、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客观因素制约外，还有“内”“外”两个因素。

　　于“外”，“日本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欠缺，长期受制于美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须隆说。

　　于“内”，“日本在一系列政策选择和施政方针确立上存在失误。

　　其一，日本采取凯恩斯主义办法，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但效果并不好。后果之一就是日本积累了巨量债务，现在已是GDP的约240%；

　　其二，日本经济最根本性的问题是结构改革问题。

　　姜跃春说，“桥本龙太郎推出‘六大改革’，基本失败；小泉纯一郎的改革措施中，只有邮政改革取得一点进展；‘安倍经济学’也并没能实现预期目的。其最核心问题在于，日本的官僚阶层与财阀有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患得患失，常失良机。姜跃春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总结道：“检视日本盛极而衰的历程，有两点启示不可忽略：

　　一是必须保持与时俱进。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时代，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一定要适应未来趋势，跟上形势变化；

　　二是必须全盘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时发现新问题并进行坚定的、及时的调整。”

　　警惕“简单GDP实力幻象症”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需要镜鉴的不仅是日本的历程，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训，也警醒我们：GDP这个评估一国国力的硬指标，本身也有致命缺陷，并非是全面综合实力的精准体现。迷醉其中，绝非幸事。

　　“从GDP总量来讲，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超过10万亿美元。但GDP只会说明部分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向阳提醒说。

　　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推荐了一本知名的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作者是安格斯·麦迪森，英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书中写道：“19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

　　根据该书图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进入20世纪初，该比重也在11%左右。

　　法国学者彼得·布雷克也曾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的数据做出过推算：180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高达44%，1840年仍高达37%。

　　国内学界则认为，麦迪森推算的数据，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根据国内学者调整后的估算数据，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在1820年仍高达约20%。

　　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与之相对比，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9.2%。

　　在1793年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眼中，那时GDP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并非一个强国：“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巨大战船，仅以其巨大身躯和外表吓住邻居”。正是那个时期，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从积极变为藐视。20多年后的1816年，英国人阿美士德访华的所见所闻，更加深了英国对当时东方世界“落后”的认识，坚定了其后来对华战争的决心。

　　当今中国与1840年的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朝乾夕惕、“保持清醒”，则是采访中多位研究者所反复强调的。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相当艰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之处在于‘全面’，最难之点也在于‘全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如此说。

　　强调“全面”，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够全面，还有许多短板和弱项。尽管我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譬如，创新能力不强，就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是我们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和根本原因。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有更长足的发展，需要诸多方面的补强，并使人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口头上说“全面”这一理想目标很容易，但要把说的变成做的、把认识转化为行动、把理想转变为现实，则充满艰辛，必须用心用力。

　　陈向阳说，“现在，从综合国力来说，中国只能说是名列前茅，开始让‘世界第一’有了被追赶的压力感、焦虑感。但与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相比，我们仍有不小的差距。”

　　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还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肩负着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任，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陈向阳说，“世界发展历史提示我们，想要占稳‘世界第二’并持续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我们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保持清醒、坚韧不拔是必须具备的品质。”

　　前进路即是赶考路

　　“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这是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面临形势的重大判断。必须抓住机遇、珍视机遇、用好机遇、转化机遇。

　　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势，冲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方面意味着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也意味我们需要解决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

　　今后五年，机遇和挑战并存，变革和风险同在，希望和忧虑交织。需要我们以一个一个行动，高水平地解答一个一个难题，化解一个一个现实的与潜在的风险。

　　而那些高难度的考题，既有我们主动设置的，也有别人给我们添加的，躲不开、绕不过，只有去正视、去面对、去解答。答不了、答不好，就抗不住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

　　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推动五大建设、引领经济新常态、力促供给侧结构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的重大考题。

　　每一道考题都是全新的，答好每一道题都需要付出努力。我们要把大考卷上的试题，一题一题看得清清楚楚，做到紧扣主题、系统对应、从容回答、准确求解。

　　前进的路即是赶考的路。破解了一个题，中国就会再前进一步。当然，在解难题的同时，需要我们把防风险摆在应有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要确保在解答重要试题的过程中，绝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

　　坚定驾驭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定力”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用自己的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向伟大复兴方向行进，路途上，有势如破竹之时，也肯定会有激流险滩路段。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会一帆风顺。

　　坐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上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样的态势来之非常不易，太需要珍视。

　　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走；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走出来。五年后，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二个百年目标会等着我们去继续拼搏。未来要走的路不算短，不管风吹浪打，心无旁骛、义无反顾走自己道路的“定力”，该是全体中国人需要具备的信念和素养。

　　在国际层面，“定力”是中国以理性、成熟、包容的大国心态与定力，既对世界表达出足够的善意，又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坐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上的我们要看到，有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的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有的受原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利诱和恐吓，对我国的发展不会必然送上鲜花与掌声，相反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怀疑、挑剔、指责、限制乃至遏制。

　　当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一些西方评论家的说法已然耐人寻味——“工业革命首先将欧洲国家推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随后日本也加入了这一阵营。这些经济大国通过殖民其他国家，掠夺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并累积财富。西方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大多伴随少数国家对多数国家资源的剥夺。那么，中国也将走上类似的道路。”但是，中国已经并且还将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会与西方GDP大国走相同的道路，中国没有像它们那样“外财内移、内压外移”，而是用自己的隐忍、担当，为国际社会分担风险、为人类和平进步尽责。

　　回顾近代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屈辱和血泪中走来，为争取和平付出了巨大牺牲。正因如此，我们对和平的愿望更为强烈。这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发展在选择价值坐标与评价体系时，都将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立场出发，走向复兴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开放、更包容、更自信、更和平。

　　陈须隆说，面对国际社会给我们开出的“试题清单”，中国的应答应对之道，就是积极主动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上升到国际共赢主义高度，使之与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概念对接。在实践中，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展示中国文化文明的内力和魄力：恰如其分地评估自身实力，避免过高和过低倾向；既坚持大国定位，又与各国平等相待；既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又加强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引领；既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又不搞强加于人；既承担大国责任，又量力而行；既维护大国尊严，又体现亲、诚、惠、容；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又斗而不破、斗而不战。

　　在国内层面，“定力”就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道路选定了，五大发展理念确定了，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个国家的道路选择与国情、与实力、与梦想紧紧相连。新中国60多年的探索，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都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受访专家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创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是解答未来中国发展总考题的总方向、总思路、总方案。关键是要在总思路之下，解答好每一个现实试题，尽快让这些新理念、新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说：“五大发展新理念有着极强的问题意识，都是对应着我们面临的最重大最艰巨的任务、针对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

　　五大发展新理念对应的正是未来中国发展大考卷上的那些大考题：创新发展，对应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对应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对应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开放发展，对应的是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对应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新理念形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其指引下，让一个个具体领域、一项项具体工作，都有明确的贯彻思路和落实办法。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经济领域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年困难更多更大，挑战更为严峻，“要做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并发出誓言：“没有过不去的坎”。

　　对外，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国际贸易增长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金融市场的震荡波动、国际产业结构与分工的变化等等，都是“硬仗”；

　　对内，“三期叠加”和新常态下的全面发展、让增速换挡在节点上平顺转换、让结构调整在节点上平顺变革、让新旧动能转换在节点上平顺衔接等等是“硬仗”，“十三五”期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亿农业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等等是“硬仗”，应对眼下的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经济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是“硬仗”，落实今年的“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等等同样是“硬仗”。

　　每一个“硬仗”不仅要打好，而且要打赢。

　　我们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搞建设，我们是在开放发展的背景下推进复兴大业，虽然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但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受访专家特别提到，目前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不时起伏，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打硬仗、过沟坎，受访专家强调的依然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定力。“最重要、最关键的在于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要办得更好，让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上升，给世界一个什么也挡不住中国前进步伐的预期，绝不能让各种‘人为制造的负面预期’干扰中国的发展大局，更不能在种种干扰中把我们手中好牌打错。”

　　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执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

　　如何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如何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执行力，保证中央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保证五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美收官？

　　“首要一点，在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春说，思想认识不统一，实践就无法组织和协调。要从几个方面发力：

　　“对于党员干部能力上的新要求，关键就是深入领会五大发展理念”，刘春说，以新理念引领的新发展实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党员干部如何能够将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甫一结束，中央立即着手抓作风建设。”刘春说，作风建设在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理论的过程中，明确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蕴含着共产党人立身处世的价值内涵和政治品格。“解决发展的难题，最终还是要靠人，要靠各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提振精气神，增强执行力。”

　　从经济总量上看，按汇率法计算，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9.2%上升到了2015年的14.4%，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升至20%。

　　2010年中国GDP总量约为6.04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4.96万亿美元，相差8.92万亿美元，美国相当于中国的2.48倍；2015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0.42万亿美元，据估算美国约17.87万亿美元，相差约7.45万亿美元，美国相当于中国的1.7倍。我们确实与美国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上还有差距，但我们确实在经济上以比美国快两倍的增速持续前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曾分别用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预测了中美两国GDP的增长趋势，其中汇率法的预测结果是：2019年中国GDP为19.8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8.9万亿美元。

　　有专家推算，如果我们如期实现了“十三五”的目标，GDP总量可能达到90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尚在人均GDP约8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就有可能接近甚或跨进联合国及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GDP11000美元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线，中国发展将翻开历史性的一页。

　　我们注意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这一极为重要的思想，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群策群力，用智慧和勤劳，书写出一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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