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去产能”应创造汰劣存优的市场机制

　　人民网北京3月13日电（记者程宏毅）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分析了我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潜力水平，解答了近期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并对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建议。

　　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明显未来仍具较大增长潜力

　　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不会变化的。“就像某种树木会长多高是基因所决定的，一般不会变。但是它实际长多高，就要看天气、土壤、水等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它自然就不会长到那么高。”

　　经济的增长靠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对发达国家来讲，其技术和产业都在世界前沿，因此无论是创新还是升级，都需要靠自己进行研发，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平均劳动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的方式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以此作为创新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都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技术和产业的差距进行创新和升级的话，其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效果更好。

　　对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以平均每年将近10%的速度增长，就是利用了这种后发优势。如今大家争论的是这种后发优势还能存在多久。有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从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20年后，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或者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后，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

　　“这种分析是没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林毅夫举例说到，德国的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时，人均GDP是美国的65%，日本是60%，“亚洲四小龙”是50%左右。而我国即使达到11000美元时，人均GDP也不到美国的30%。这就代表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差距，比这些国家还大得多。可见我们的后发优势还具有很大潜力。

　　在林毅夫看来，从绝对收入水平来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是不合适的。比较好的判断方式是，看其他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在同样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水平下，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们能看到在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时候的水平。这些经济体都是懂得利用后发优势，并且发展成效比较好的。在人均GDP是美国21%的时候，日本保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新加坡8.6%，台湾地区8.3%，韩国7.6%的增长。后发优势的机制让这些东亚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的长时间快速增长。这就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8%增长潜力”的推论的来源。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不是特例应放眼全球看清本因

　　既然我们拥有这样的潜力，那为什么这几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断下滑？林毅夫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供给侧来看，在于有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去实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需求侧看，在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是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

　　增长速度的下滑并不代表增长潜力的下滑。从2010年以后，不少学者都认为是我国国内经济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出了问题——如占比很大的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还不完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等因素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下滑。

　　林毅夫分析认为，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肯定存在着自身问题，但是这种下滑并不完全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因为与我们发展程度差不多的其他国家，比如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他们的发展速度也在下滑，而且幅度比我们更大。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自身不存在体制、机制等问题，但只要其出口占比较大，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下滑，并且幅度比我们大。因此我国国内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问题并不是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

　　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清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我们一方面要下定决心，保持改革定力，因为这些改革从长期来讲一定都是好的，都能提高我们经济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但是也要知道，改革措施在推行时产生的短期作用是不一样的。

　　既然一些经济体同时都出现了下滑，一定有共同的外部因素和主体因素。首先，发达国家并没有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其经济增长速度远没有达到预期。发达国家家庭收入增长慢导致需求降低，这就影响到了出口占比大的经济体。去年我国出口总额增长负1.8%，经济增长自然受到了影响。第二，2008年后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这些项目经过这些年的时间都已建成，但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如果没有后续的政策去支持，投资的增长速度就会下滑，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第三，我国国内消费还算比较强劲，去年人均收入增长7.4%，才可以支持经济保持6.9%的增长。其他国家的就业状况和家庭收入不如我们，所以他们经济增长下滑比我们厉害。

　　坚定改革信心创造汰劣存优的市场机制

　　林毅夫指出，在外部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作用下，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明确方向、审时度势推进改革。对于那些短期能够释放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长期又能提高经济效力的改革，就该先行推进，比如简政放权、降低税费、全面“二孩”等。对于一些在短期会降低投资和消费积极性的措施，就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在总需求适当增长的状况下推行。这就是我们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在正常状况下，需求的减少原本会使得效率低的产能退出市场。而我们现在效率低的企业没能够退出，就导致了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的冗员很多，一旦退出就会出现大面积失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地方上的GDP、税收、就业贡献很大，如果退出就会影响到地方的经济指标和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就会给企业政策性补贴和保护，银行也会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去产能”应该采取的措施是把这些政策性负担消除掉。如果一个企业承担着过多的就业负担，就应该出台政策安置部分超出企业所需的人员，消除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另外，对地方政府来讲，由于化解过剩产能而减少的GDP部分，就不应该作为其考核指标。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到位，市场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因此林毅夫认为“去产能”的方式应该是创造汰劣存优的市场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经营不好的企业会自动退出，留下来的企业的质量就会提高。我国经济就能实现较快速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