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话两会】迈入追求影响力的中国外交新阶段

　　【光明论•全球治理青年学人】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尹继武

　　自2012年以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中国外交布局的基础上，2013年10月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召开，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等，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进入了转型时期。2015年是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的一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全面提升，“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在此新的背景下，中国外交理念进入了从实力到追求影响力的转型进程。新时期，中国外交进一步以追求国际影响力为目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长，在引领国际规范创新和塑造国际规则权力方面，中国外交越来越走向一种有道义的特色大国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总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外交的实力追求阶段。在此阶段，国家的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中国外交服务于为经济建设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外交的目标是追求实力和维护利益，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规范和规则的约束，中国的“入世”成为标志性事件。第二阶段是追求影响力阶段。在中国政治经济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外交进步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改变了国际权力结构对比，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日益增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力诉求越来越成为新时期外交的重要任务。新时期，引领国际规范创新和塑造规则权力成为中国外交追求影响力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

　　其一，中国外交引领国际规范创新。中国外交具有丰富的国际规范倡议和创新的基础，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规范等。中国外交的国际规范倡议具有系列的特性，就规范类型来说，原则性规范的倡议较多，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则较少，制度性规范的建设刚刚起步；就规范倡议的平台来说，依据发展中国家等集体平台力量较多，而自身对于新规范的倡议较少；就具体规范领域来看，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范倡议较多，而国际公共领域的规范倡议较少。最后，中国逐渐开始重视和利用自身创设的多边国际组织或平台进行规范引领，比如金砖国家、亚投行和亚信峰会等。总而言之，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中国外交具有丰富和悠久的国际规范创新传统。最为典型的是在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方面，中国的和平共处规范倡议和扩散获得了很大成功，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1970年联合国大会均认可和接纳了和平共处规范。

　　其二，中国外交塑造国际规则权力。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竞争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中国对于国际制度和规则融入和参与更多，塑造和改造的能力和经验较少。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国际规则权力塑造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中国也日益重视通过创设国际制度和组织对既有的规则和制度进行内外改革和倒逼；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在相关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也突破既有的理念限制，实施了“创造性介入”等相关规则和平台的塑造。总体来说，中国在塑造国际规则权力方面的特点为，依靠集体力量和国家平台较多，而国际组织设计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运用较少，但随着中国自创国际组织的起步，未来中国的国际规则权力塑造能力将进一步增大。

　　从实力到影响力的外交理念转型，其重要的基础就是对于道义的重新重视，这一特征体现于中国倡导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中国外交的道义基础，可以细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道义，即道义的理念和原则是建立于意识形态的价值一致基础之上；二是基于利益的道义，即道义的理念和原则是基于国家间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及其互惠；三是基于文化的道义，即道义的理念和原则是基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和优秀外交传统。道义基础是中国外交影响力追求理念的核心特征。

　　随着中国外交向全球外交和大国外交的迈进，中国外交的目标不仅仅再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的目的，更在于追求道义、塑造影响、提供规范和制定规则，而这一切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中国外交的道义传统和基础。未来获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与道义力量，是中国外交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