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笔录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

　　他说：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快自如，毫不做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由于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