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性侵”受害女孩缺席庭审:这事怎么还没过去

检方寄到小星公司的带有“公诉”字样的信函

“百色性侵案”22日在隆林县法院开庭

　　被称为“助学达人”的王杰，十年前创办“百色助学网”，私人向社会募捐700多万元，号称资助贫困学生近4600人。2015年8月，王杰被人举报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随后被广西警方逮捕。近日，百色市隆林县检察院以强奸罪、诈骗罪两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3月22日，在受害方代理律师提交案件“提级审”的管辖异议未获支持后，上午在隆林县法院开庭，不公开审理了这起社会影响巨大的“助学达人性侵案”。22日的庭审至晚上5点40分结束，法院没有作出当庭判决。

　　三受害人庭审未出席

　　百色市隆林县，位于大山深处。3月21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南宁驱车5小时到达县城时，正逢该县成立纪念日，包括隆林县法院在内的政府部门借周末放假四天。

　　3月22日，王杰涉嫌强奸罪、诈骗罪一案，在隆林县法院开庭，但直到九点半庭审开始，人们才发现，此前坚称会参加庭审的小然(化名)，并未履约出庭。同时“爽约”的还有受害人小星(化名)。之前她和小然在QQ空间约定，无论如何要争取去开庭。而这次在律师微信通知其庭审日期后，她却对其出庭与否的询问没有回复。

　　正读高三的小云(化名)反应更直接。几周前，她在朋友圈发文称：“怎么这件事还没过去呀！”

　　虽然三人或称抱病，或称繁忙，或称高考，各自有各自缺席庭审的理由，但在她们的援助律师吴晖和田咚看来，这与她们勇敢站出指证后的遭遇有关。来自各方的“二次伤害”，让她们最终选择了回避。

　　北青报记者此前跟踪采访获悉，小然进入南宁一家公司做销售后，每周二是她的公休日，而这恰好与开庭时间相契合，能让她有时间参加庭审。但此后，小然突然提出因为喉咙发炎，她无法请假赴隆林开庭。

　　当问及她是否因担心出庭被媒体打扰时，一直很安静的小然瞬间激动起来。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记者。那个人此前报道时，竟然从我的QQ空间‘偷’走了一张我和妹妹的合影，然后配发在文章中，文字说明是‘被王杰性侵过的女童’。我想找他质问，他电话短信一律不回。现在这张照片又被人用在别的文章中！”

　　“我很担心妹妹看到这张照片会怎样。虽然打了马赛克，但熟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和她，而她就在当地读书，这下家人又会和我不愉快了！”小然说，没有被王杰性侵过的妹妹，却打上“性侵女童”的标签，用自己和妹妹的合影也没征得她同意，让她难以接受。小然表示正考虑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

　　受害者所染“脏病”是否属“性病”

　　另一名受害者小星遭受王杰性侵后感染的“脏病”，是否属于“性病”，是牵涉王杰能否酌情从重量刑的要素之一。

　　2009年2月14日，正读高三的小星被王杰以“想核对一下助学金申请信息”约见。本打算去亲戚家过夜的她，被王杰以时间太晚不便打扰为由留宿宾馆强奸。

　　小星告诉北青报记者，回去不久，自己便开始下体奇痒。她开始往来田阳医院做妇科检查，化验显示她的检测指标呈阳性。在之后的三个月内，面临高考压力山大的小星，又背上了病痛的重荷。药力的副作用，让她呕吐、乏力，体重一路锐减。

　　受害方代理人吴晖律师告诉北青报记者，阴道炎在我国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没有明确列为性病。但按照世卫组织的规定，将性病分为四级，其中第二级中明确列出了滴虫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性病性阴道炎属于性病的范畴。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曹春风律师说：性病的概念，我国的范畴要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范畴小。作为世卫组织的签约国之一，当国际规定与我国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不得不放弃的民事赔偿

　　北青报记者调查获悉，此次庭审还有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零诉求”。

　　“不是我们不想要相关赔偿，而是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即使我们提了，也无法拿到一分钱！所以只能放弃。这是最令我们痛心的地方！”吴晖说。

　　小星曾告诉北青报记者，本来连学费都付不起的自己，正是因为贫困，需要申请助学金，才让王杰有机会接触并侵犯到自己。但被他强暴并感染“脏病”后，“中间我多次联系王杰，想让他帮我出钱治病。可当初侵犯我时，声称会对我负责，学费、生活费一路包到大学的他，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见。我只能自费借上千元治病。”

　　六七年前的往事，小星说她不可能还留有当初治病的票据，而此前抒发胸臆的几本“私密日记”，在结识男友后，也被自己销毁了。因此她拿不出法律规定的可以支持赔付的相应证据。

　　与小星一样，小然在得知自己怀孕后，也是自费躲到广东堕胎。这中间，无论是车费还是医药费，她都投入了大笔开支。问起如果这样，她和几位小伙伴可能一分钱赔付拿不到时，小然回复北青报记者：“与钱相比，自己更在意的是能让王杰得到重判！”

　　而小星在开庭前的最后一刻，给吴晖发来回复，称如果提起民事赔偿，这笔钱应该在三五万元。因为她认为，虽然医疗费等实际支出只有上千元，但“自己的精神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是在广西，2005年曾发生过南宁三塘某小学老师，利用其班主任身份，奸淫班中13个六七岁的女生长达近两年的事情。由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涵盖刑事案件受害人，而物质损害赔偿，她们丧失的是贞操，又无法像肢体伤残那样界定肉体损失。她们的援助律师、中华全国律协刑委会委员张树国，思量再三后，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诉求：将“处女膜”看作“物质”，为每名受害少女索要20万元。最后法院判决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某小学因管理不善，赔偿受害女生每人15000元。

　　吴晖向北青报记者表示，在代理之初，他想过种种方式替女孩们讨公道。“无奈，‘处女膜’索赔已被人提出过，王杰性侵发生地，又不在学校内，往哪儿‘靠’，都找不到索赔的依据，最后只能痛下‘零索赔’的决定。”

　　指证需要的不只是勇气

　　从2015年8月王杰“东窗事发”至今，愿意站出来指证王杰罪行的受害人，始终只有最初的三人：小然、小星和小云。

　　今年2月27日，得知王杰性侵一案将由基层法院审理后，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那么多的受害人最终会选择沉默是她没有想到的。但让这些人选择沉默的理由，她可以理解。

　　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她的朋友圈中有一位受害人，也曾准备站出指证王杰。但再三考虑后，她放弃了。一是她被性侵后就跑到外地生活，二是她人现在已经怀孕临产，三是其丈夫从不知晓此事。是站出来指证，还是平静地过现在的日子，她最终选择了后者。

　　摆在这些女孩们面前的事实是，站出来指证王杰，需要的远不只是勇气。

　　而在秋楚看来，三位勇敢站出来指证后的女孩的遭遇，让更多的受害人选择了缄默。

　　王杰一案之所以能够大白于天下，离不开秋楚的调查和举报，但此事进入公众视野后，勇敢站出来的三个女孩却没能受到很好的保护。

　　“当时侦查人员常自称警察找到小然的美容院，引起打工小姐妹间互相猜测。那时电视台在播放王杰性侵的新闻，美容院的同事之间都很敏感。警察的登门，电视的画面，让那里的人都知道了小然就是受害者的事。”秋楚说，自那以后，小然只能选择远离乡土。

　　而当一封注有“县检察院公诉缄”的邮件，寄到小星公司前台后，引起了同事们的关注。很快各种异常迹象让正准备与她结婚的男友知道了这个她藏了六七年的秘密。原本约定当年“双十节”结婚的两人分手了……

　　2015年10月23日，秋楚远赴南宁，协助隆林警方调查王杰罪行，当时只有三个女孩愿意指证王杰。2016年3月22日，王杰一案开庭，愿意指证的依然只有她们三人，可三个女孩最终也没能出现在庭审现场。

　　在获悉王杰案不提级审，仍在隆林当地开庭后，秋楚表示很遗憾，对律师称：“如果王杰一案的判罚没有我想要的结果，我会重新整理我遗弃的资料，亲自去找视频中的那些孩子，(劝说她们)站出来。”

　　未通过的“提级审”

　　“小然的家，从这里还要再开上半个小时，然后再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在隆林县城，指着远处连绵群山，小然的援助律师吴晖说。按照小然的说法，归家最后那一段路，“除了双脚，连摩托都无法骑行。”

　　19年前出生在这样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小然，9岁时失去慈母，与7岁的妹妹和4月大的弟弟，在奶奶的呵护下成长。只是奶奶的羽翼，再丰满也无法遮住王杰伸向孙女的魔掌。

　　当留守儿童小然遭遇学费难题时，老师推荐的配有照片的助学金申请表，将12岁的她，推送到王杰面前，她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易辙。

　　得知律师就王杰性侵一案，提起提级审管辖异议后，小然只开心了几天，随后就得知案件将照常开庭，她马上又蔫了下去。

　　关注提级审与否的，还有小星。22日庭审当日中午，她还向律师发短信，问案件能否“提级审”？

　　北青报记者调查得知，当年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最初定由万宁市(记者注：县级市)法院审理，但相关专家通过媒体“发声”后，很快便由海南省一中院进行“提级审”。

　　在吴晖看来，如果单以被告人最后获刑长短考量，该案提级审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最长的13年半，短的为11年半，都没有突破基层法院判处“无期以下”徒刑的上限。

　　但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张荣丽看来，对于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是否采取“提级审”，判断尺度不光是实体部分的获刑长短，更体现的是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态度”。

　　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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