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写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对于我来说,有丁点儿诗意,有丁点儿浪漫,真是太难得了。我只有从创作里才能找到年轻的感觉,我的心在文字中变得丰盈起来,变得年轻起来。”每当丈夫埋怨、家务琐碎搞得她心烦意乱时,蒋慕平总会爬到二楼,关上门,拿出纸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以世俗标准衡量,53岁的蒋慕平活得并不轻松。她的脸上刻满了时间的痕迹,大半辈子的时间,她或者在种田,或者在城乡接合部给人擦皮鞋。获得首届农民文学奖的小戏《擦鞋》,就是生活经历所得。
“我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如意的事,只有在写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蒋慕平的家庭是典型的留守家庭。两个儿子、儿媳在外省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平时,她和老伴儿一个种田打工,一个照顾孙子孙女。
在鹤龙湖镇古塘村,蒋慕平家的房子是最老旧。房子是1990年盖的,水泥墙裸露在外面,大门是木头的,一楼养鸡,二楼住人。
“现在起一座新房子,要十几万块,我们哪里有这个钱。当年建房子的钱,一家人花了好几年才还完。”
高一时,蒋慕平就辍学了。1982年,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从未谋面的丈夫。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哪谈得上爱情,没有爱情。对我来说,爱情只存在于诗歌里,书本里。”蒋慕平冷冷地说道。
丈夫不能理解她写作,她觉得苦闷。她爱看从前在乡村演出的小戏、花鼓戏,就在干完农活、伺候完丈夫孩子后,点着蜡烛写剧本。
“对于我来说,有丁点儿诗意,有丁点儿浪漫,真是太难得了。我只有从创作里才能找到年轻的感觉,我的心在文字中变得丰盈起来,变得年轻起来。”
1996年,她写了一个剧本《送公粮》,内容是一个村里发洪涝灾害,粮食收成不好,男人就想跟粮站的人套近乎,以次充好蒙混过关。女人知道了这事,赶紧赶到粮站坦诚一切,最后丈夫理解了妻子,夫妻俩高高兴兴地牵手回家去。
蒋慕平觉得自己构思不错,但还需要指导,就产生了拜师的念头。从没出过远门的她找到一个在长沙打工的同学,带她去了湖南省戏剧院。
“我胆子也大,无知者无畏,找到门卫,告诉他我爱好写作,想拜师学艺。门卫就把我领到大厅,找了戏剧院的领导,一位姓邹的老师接待了我。”蒋慕平说,对方答应把她的剧本留下,看看有没有演出机会。
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蒋慕平不甘心,写信过去打听,得知邹老师早已调离。“还好,剧本给我退回来了。”
“现在剧本还保留着吗?”记者问。“早没了,有一次,因为我熬夜写作,没把家务做好,跟丈夫吵架,他把我的两箩筐稿纸都烧掉了。”蒋慕平黯然道。
在鹤龙湖镇46个村庄中,古塘村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看见邻村的同学、朋友、亲戚,纷纷养鱼、打工,发家致富,蒋慕平不是没羡慕过。2001年,她卖掉家里养的鸡和猪,带着小儿子投奔在长沙的同学,学做烟酒回收生意。不想,自己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开店才几个月,就收到不少假烟、假酒,赔了不少。没多久,便心灰意冷,打道回府。
每当丈夫埋怨、家务琐碎搞得她心烦意乱时,她总会爬到二楼,关上门,拿出纸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家里的楼梯,常年上上下下,楼梯角早已磨损,露出里面的混凝土渣。踩着这些渣子,她默念鲁迅的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前两年,蒋慕平写出剧本《凤凰飞回了梧桐树》、《白发乡官》,又到长沙拜师。“我看到新闻里经常播,大学生到农村来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发家致富,总是想着,如果我们村里也能来个大学生、有个好的带头人,是不是也能富起来?”
“蒋慕平的作品,都是围绕她的生活、遭遇展开的,寄托了她美好的愿望,基本上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张中一评价,“蒋慕平有写作热情,有创作天赋。但要走出去,放宽视野,才能有灵感。”在张中一的邀请下,蒋慕平加入了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经常和其他会员一起聚餐、采风。
张中一记得,有一次,一些省里、县里的作家来镇上采风,诗联文学会的几个农民诗人也去了,中午一起吃了一顿饭,交流了一下,蒋慕平不大说话。
“我觉得他们好像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怎么主动。”回忆起这次经历,蒋慕平说,“好像他们才是文人,我们是乡巴佬。但我觉得,雅的东西好看,俗的东西也好看。”
“我现在只想着,要是能找到人,一对一地帮助我,从写作技巧上提高一下,让我的小戏也能在家乡演出,这该是多么人性(方言,意为欣慰)的事!”蒋慕平眼神中都是向往。
“让美好诗意的乡村都活过来”
张一一的鼻子也发了酸,“我想展开一场实验,通过对乡野作家、农民诗人的发动,感染更多人,影响更多地方,让农村人也多想想内心的东西,比比精神世界的丰富,比比谁看的书多,谁写的文章好。”“就先从家乡开始,从一个个蒋慕平、危勇开始。”
“农民文学奖”颁奖仪式结束后,张一一来不及和熟人们寒暄几句,就要启程赶往上海。大家上去和他握手告别,有人说,“一一是大忙人,又是名人,让他忙去,别耽误了正事。”
在他们眼里,张一一是干大事的人。
张中一2010年发起成立湘阴县诗联文学会,为了筹集活动、出书的经费,少不了要拉下一张“老脸”,到处“化缘”。“现在好了,张一一自掏腰包给我们出书。”
徐凌峰说,张一一给我们发起了这个农民文学奖,给农民出书,还搞起了“农民棋王象棋争霸赛”、农民才艺表演大赛,又出钱又出力,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了。媒体的关注多了,鹤龙湖作为“中国第二蟹镇”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回家乡“折腾”这个农民文学奖”?张一一清楚地记得两年多前跟父亲的一场对弈,那是他跟儿时乡村的一次重逢,对未来乡村的重新打量。
2013年春节,在外漂泊十年的张一一回到家乡。在跟父亲下象棋对弈中,父亲连输三盘。抹掉棋子,父亲告诉他,现在下棋的人少了,自己“手生了”,大家不是打麻将,就是买马买六合彩,哪有人陪他练棋。
“我小时候的乡村,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父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常给他讲三国、讲水浒。邻里之间,农闲时候下棋、讲书、看小戏。那时候的时光是美好诗意的。
他拿起手机,打给镇党委书记冯为,倾诉苦恼。冯书记也是个“文艺青年”,跟他说,管理大师熊彼特临终前曾说过,“到了我这个年龄,我知道仅仅有理论,想靠理论来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扔进了张一一心里,轰炸出他对家乡的一个“策划”。“我要办一个农民象棋比赛,办一个农民文学奖,给农民出书、捐书、赠书,弘扬一种文化的氛围,让过去的乡村都活过来。”他在电话里说。
危勇、蒋慕平、李红旗、张志明、潘俊权、杨科全、陈细根、蒋春芳、刘叔龙、熊稻波、张正超、……这些农民创作者星星点点地分布在鹤龙湖镇46个村中,通过镇政府的牵线,张一一、张中一将他们集合了起来。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农民们却也渴望融入、认可。2014年,第一届“农民文学奖”评出后,农民诗人们都很兴奋。“有人知道我们、帮助我们了。”蒋慕平说。
21日,张一一把一本本还留有油墨香味的由国家级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农民诗人作品集《中国梦·农民梦》送到了大家手中。这是他通过在北京的出版社朋友,以最快的时间、最低廉的成本赶印出来的,一共三千本。
70岁的张中一老人接过书,有些激动。怎能不激动呢?2010年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成立后,每年都因为资金问题捉襟见肘。每年仅出的一本集子,还是没有正式书号的。第一年1700册,第二年1000册,第三年几百册。“化缘”艰难,每况愈下,直让人对农民创作冷了心。
“如今可好,我快干不动了,能安心退了。只希望大家有了条件,别失了创作的热情,发动更多乡亲们学文化、搞创作!”
张一一的鼻子也发了酸,“我想展开一场实验,通过对乡野作家、农民诗人的发动,感染更多人,影响更多地方,让农村人别‘买马’,别庸俗地只是比较谁家儿女有出息、谁家别墅起得高。也多想想内心的东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谁看的书多,谁写的文章好。”
“就先从家乡开始,从一个个蒋慕平、危勇开始。”他说。
2014年,有媒体评选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鹤龙湖镇“农民文学奖”位列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排名第三,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和“中国小城镇文化建设的典范之作”。
对于张一一、徐凌峰的这些“折腾”,分管旅游的候镇长看得清楚实际。“鹤龙湖镇被称为蟹镇,对我们来说,发展旅游,名气最重要。所以张一一要在镇上做什么,我们都很配合。最好他们搞得动静越大越好。”
“如果你读我作品时忘记我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他们的诗,放在中国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异类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他们的诗烟熏火燎,带着河塘的泥土味,家长里短、发家致富,琐碎甚至铜臭。”
农民诗人,除去农民的标签,诗歌的价值何在?蒋慕华说,她的身份顺序应该是女人、农民、诗人。“两个儿子不在家,把孙子孙女托付给我,我要先照顾好他们。家里有田,不种好地,怎么过活,别人怎么瞧得起?”蒋慕平说。
对于农民诗人的诗作价值,张中一看得清醒。“他们的诗,放在中国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异类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他们的诗烟熏火燎,带着河塘的泥土味,家长里短、发家致富,琐碎甚至铜臭。”
记者问危勇和蒋慕平,有人对你们关注,是因为你们农民诗人的身份,因为你们的遭遇,而不是因为作品,你们怎么看?
生活已将蒋慕平打磨得直白而实际,她不避讳自己对好日子的向往,又在这“世俗中”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果你们在读我的作品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任何身份的标签都不能凌驾于创作本身。”危勇说。
“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创作也是不一样的。”张一一这样评价。他说,农民能以身边的素材进行创作,观察生活,热爱生活,有一种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就值得鼓励和弘扬,而不应该对其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学价值过于挑剔。
傍晚,记者即将离开湘阴,蒋慕平突然打来电话,“我还有话讲。你知道那个脑瘫诗人吗?什么秀华,也是我们湖南的。”
“是余秀华,她是湖北的。”记者告诉她。
“对!”蒋慕平说,“她可真火,要不是路途太远,我早就去会一会她了。我们都是农民诗人。”
“你不是说,农民这个标签不重要吗?”记者诧异。
“重要,也不重要。”蒋慕平停顿了一下说,“在张一一找到我们之前,我已经写了几十年了。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他的‘作品’,我不在乎。没有他,哪有人会关注我们。”
“能不能在报纸上宣传一下我写的小戏。”她的乡音很重,怕记者听不懂,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理想,就是写一个成功的剧本,在家乡演出。“让大家都晓得,让别人分享我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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