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生产率效应：较低增长目标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生产率就是资源利用效率。随着科技和管理进步，现在创造多样多的GDP，不再需要消耗那么多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和水资源），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或者等价地讲，同样的资源，现在可以创造更多的GDP。这就是生产率的进步。这些年我们的生产率一直在进步，但并未完全反映在经济增长中，因为两者差别很大。增长率关切的通常是今年比上年增加多少，而生产率关注的是投入-产出关系。同样的GDP增长率，只要对应的生产率不同，其内在价值相差很远。大致应该如何换算呢？

　　GDP及增长率指标的主要意义在于说明“经济实力”。美国两位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了一个比GDP更好的衡量经济实力的方法，公式如下：

　　经济实力=GDP*生产率*增长率开平方

　　这个公式的喻意是：GDP增长率没那么重要，生产率更能衡量经济实力。具体地说，对于经济实力而言，生产率“1份就是1份”，增长率就得打个狠折（开平方）。举例来说，增长率若为9%，只能按其折后值3%计算，表明GDP总量和增长率都不能完整地代表经济实力。根据测算，201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大不了多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增长率可是美国的3倍多；但按上述公式调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到美国的一半。同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日本的4倍多，但按生产率调整后，只相当于日本的2倍多。与印度相比，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其4倍多，但调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为其6倍多。说明中国的生产率与美日相比差距不小，但比印度好多了。

　　由此可知，如果关注的是经济实力概念，那么，生产率比增长率重要得多。网友们可以找找这些年中国的生产率数据，将会发现还是在逐步提高的。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得乘上一个生产率因子：生产率越高，就算增长率低一点，整体的经济实力还是在扩大。

　　从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增长目标下调的合理性。这是因为，过高的增长目标，不容易将经济人的注意力引向生产率这个更棘手、也更重要的目标上来。高增长目标的本质是强调“快”，但生产率目标远没有这么简单。给定其他条件，可以合理推论，越快，生产率越低，从而产生更多的“经济实力水分”。在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经济实力越来越依赖生产率，而不是增长率。

　　5.人均收入效应：适当下调增长目标很可能有助于人均收入增长。GDP与人均收入谁更重要？得看关切的是什么。如果关切的是整体的经济实力，GDP或增长率更重要（虽然不如生产率重要）；但就生活水准而言，人均收入才是王道。增长很快，但人民不能从高增长中得到实质的好处，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20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7.4%，高于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低”增长与“高”人均收入之间并不冲突，甚至是一致的。这里需要一些论证。但观察经验事实也可直观地发现：多年来的高增长，并未带来人均收入的相应提高。现在这个局面已被遏制，这是天大的好事。

　　6.问责效应：增长目标下调有助于促进GDP中心的政绩问责制，转向更为平衡的政绩问责制。经济不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如何引导和约束公共官员以低成本向公民提供服务的激励，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公共服务就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共品”，比如保障干净充足的水源、保护土壤使其免受各种人造物的危害、保护植被以及保护大气质量。司法服务也是极重要的公共品。问责的另一个维度是财政责任：必须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康的。

　　易言之，责任政府建设，要求适当平衡经济、服务和财政责任。三者的逻辑关系是：经济问责“亲商”、服务问责“亲民”，两者都需要、也都很昂贵，所以必须在财政责任下统筹考虑。底线是：不能破坏或弱化可持续性。

　　在当前的问责制下，服务和财政问责偏弱，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很难得到真正关切。我相信，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促进问责要素间的适当平衡。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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