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国内“三期叠加”阵痛不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而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尤其是消费升级持续加快，新消费不断孕育成长，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起了积极作用，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下一阶段，要顺势而为，充分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新消费方兴未艾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正步入快速发展的新车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高。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分别比2013年、2014年提高18.2和14.8个百分点，比2001-2012年平均贡献率高16.0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特别是消费升级带动了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2015年，第三产业增长8.3%，比GDP和工业增速分别快1.4和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比2013年提高3.6个百分点，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在消费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层次、消费品质、消费形态、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新消费方兴未艾。

　　一是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2000年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在“住”和“行”上持续跨上新台阶，正在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2013-2015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1.2%下降至30.6%，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分别由12.3%、10.6%和6.9%提高到13.3%、11.0%和7.4%。居民保健和环保意识不断增强。2015年，人均滋补保健品和保健器具支出比2013年增长45.8%，年均增长20.7%；城镇居民使用清洁燃料占比达92.5%，比2013年提高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燃料占比达44.5%，比2013年提高5.7个百分点。

　　二是消费品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追求吃得营养、穿得时尚、住得舒适、行得便捷。从“吃”看，高蛋白食品比重增加。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比2013年减少7.2%；而人均消费肉、禽、蛋分别比2013年增长1.7%、16.2%和11.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比2013年减少5.5%；而人均消费肉、禽、蛋分别比2013年增长1.5%、7.5%和9.2%。从“住”看，住房条件明显改善。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5.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住房面积43.9平方米；2015年城镇居民有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占88.1%，农村居民占26.3%，分别比2013年提高1.2、4.1个百分点。从“行”看，汽车拥有量大幅增加。2015年底，每百户家庭拥有私家车31辆，汽车占机动车比例达到61.8%，很多市民的代步工具经历了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汽车的升级换代。

　　三是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居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对信息、医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新型服务消费需求明显增加。2015年，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四项支出占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3.4%，比2013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近年来，通信、电影、旅游等服务消费持续火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通信消费支出678元，比2013年增长21.1%，年均增长10.0%；电影总票房达440亿元，比2013年增长48.7%；今年春节期间，票房达30亿元，同比增长67%；国内游客突破4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超过3万亿元，国内居民出境12786万人次，增长9.7%，其中因私出境12172万人次，增长10.6%。

　　四是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互联网+”带动了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猛烈冲击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正在颠覆传统的消费模式。2015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0.3%，网民规模达到6.9亿人，比2012年增长22%。电子支付方式日益普及，2015年前三季度，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1311亿笔，金额195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4.7%和93.4%。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同比增长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元，增长31.6%，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的增速。

　　五是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进入新常态后，我国从众型、排浪式消费模式逐步退潮，而由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和“互联网+”所催生的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相关机构调查和研究显示，2015年，64.8%的消费者在选择服饰时首选重视个性的服饰，中国智能可穿戴市场规模比上年增长471.8%。智能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更新换代不断加速，2015年，居民人均购买通信工具支出189元，比2013年增长29.2%，年均增长13.6%，今年1-2月，通讯器材类销售同比增长20.1%，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多因素推动消费升级，大众新消费时代来临

　　消费升级加快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新阶段新常态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城镇化加快推进、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必然结果，更是党和政府供需结合、因势利导加大惠民政策力度的效果体现。

　　一是大众新消费时代必然伴随消费升级。经济学家罗斯托在总结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起飞”几十年后，产业体系具备了快速吸收和使用现代技术成果的能力，进入“成熟”阶段，多数国家很快开启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汽车、私人住宅等耐用消费品和大众化服务进入普通家庭，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由工业成就转换为消费和福利问题，社会资源也更多地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大众服务供给，居民消费成为引导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对照现实，近几年我国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已成为大众消费的热点，生活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升级明显加快。从产业结构看，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趋于“成熟”，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工业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41.8%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33.8%，第三产业比重由41.9%逐步上升到50.5%。从全球分工格局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突出，世界大部分工业行业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贡献。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必然伴随着消费升级加快，这既符合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也与消费升级的国际经验相吻合。

　　二是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支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升级才有基础。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不同层次，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居民收入增长连续“跑赢”GDP，为消费加快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8%，比GDP年均增速高0.5个百分点。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12年减少432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基尼系数持续下降，2015年下降为0.462，为近13年来新低。

　　三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为消费升级拓展了空间。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中，本身就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城镇生活的快节奏，使居民更多地依靠购买而不是自给自足来满足日常所需，由此带动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人口的集中也使一些规模经济门槛较高的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为医疗卫生、法律咨询、教育培训等专业技术服务和公共服务创造了巨大需求；人口的集中还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加速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热点的成长。2013-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由53.7%上升到56.1%，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据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约1.8个百分点。

　　四是互联网日益普及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技术条件。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变得空前便捷，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从上百家厂商挑选到心仪的商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动消费频率大幅提高，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信息传播的加快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还加速了各行各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技术的推动，才使得通信、零售等消费领域的新业态层出不穷，消费方式日新月异，而人口大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特殊优势也使我国的消费升级故事比其他国家所讲述的更为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网络的普及和支付方式的创新撬动了网络消费的大市场，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线上销售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际消费量较传统方式增加约20%。

　　五是供需结合的宏观政策为消费升级塑造了良好环境。为推进消费升级和增加有效供给，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加强供求管理，既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又积极促进消费升级。面对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注重挖掘消费潜力。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使资源向消费升级相关领域集中；扎实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力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经济的蓬勃发展；“营改增”及利率市场化等重大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服务业发展成本；推出六大消费工程包，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向新消费领域聚集，增强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有效促进了消费升级。

　　三、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消费升级引领经济稳定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运行任务十分艰巨，唯有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积极培养新消费为主体的新动能，才能促进新旧动力有序转换，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消费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但由于供给结构满足不了消费升级的需要，抑制了消费潜能释放，消费外流现象严重，为此，要以促进消费升级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消费升级空间十分广阔。无论是从城镇化发展阶段，还是从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来看，我国消费潜力都很大。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0%，而发达国家多在80%以上；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52.8%，而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都在75%以上，韩国也在65%以上。我国人均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2015年，每千人拥有私家车约为100辆，而美国、日本2012年分别为781辆和593辆；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2014年，我国每百人拥有铁路8.2米，仅为美国2012年水平的11.3%。

　　有效供给不足制约消费潜力释放。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供给能力十分可观，全球500多种工业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供求错配现象比较严重，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新兴领域有效供给不足，国内供给无法跟上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一方面，消费外流现象比较严重，2015年我国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2万亿元；另一方面，消费升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我国产品质量总体不高，质量监管标准较低，消费环境不佳，加之存在产品的假冒伪劣，特别是医疗、养老、健康等服务消费供给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制约了消费升级。要促使境外消费有序回流、释放消费升级潜力，必须从供需两端发力，尤其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消费升级为目标，加强政策引导。目前我国消费升级及新经济孕育成长正处在关键阶段，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迫切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瞄准靶心，加力增效。建议以消费升级为目标，优化宏观政策，为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是要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打破行业垄断，尤其是全面放开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短板领域。二是要优化消费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便利。实施更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监管措施，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严惩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尤其要加大对农村电网电信改造、城市地下管廊、城乡养老健康、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为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要进一步织牢民生保障网，有效化解去产能过程中带来的职工下岗压力，要继续推进创业创新，以创业带就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增加收入。五是要深入推进科技、财税金融、国有企业和价格等重要领域改革，从根本上破除制约供给创新和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理念指导新实践，将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作者：国家统计局局长 宁吉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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